第七辑:烽火中寻找一个失去的梦
熟了。我不客气地从旅馆搬了过去,并且受到他们夫妇的照料(他们住在园中另一所屋子里),在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写完了《火》的第一部。
我在武成路住下来,开始了安静的写作生活,这对我也是意外,我在上海动身时并没有想到在昆明还能找到这样清静的住处。《静寂的园子》和《狗》就是在这里写的。我坐在玻璃屋子里,描写窗外的景物和我的思想活动,我见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结束就怎样结束,我写散文从来就是这样。但绝不是无病呻吟。住下来的头两个月我的生活相当安适,除了萧珊,很少有人来找我。萧珊在西南联合大学念书,暑假期间,她每天来,我们一起出去“游山玩水”,还约一两位朋友同行。武成路上有一间出名的牛肉铺,我们是那里的常客。傍晚或者更迟一些,我送萧珊回到宿舍,早晚我就在屋子里写《火》。我写得快,原先发表过六章,我在上海写了一章带出来,在昆明补写了十一章,不到两个月就把写成了。虽然不是成功之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对这本书的完成,卢先生给我帮了不少的忙,他不但替我找来在《文丛》上发表过的那几章,脱稿以后他还抄录一份寄往上海。我住在武成路的时候,他早晚常来看望。后来敌机到昆明骚扰、以至于狂炸,他们夫妇还约我(有时还有萧珊)一起到郊外躲警报。我们住处离城门近,经过一阵拥挤出了城就不那么紧张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郊外躲了两个钟头,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
我在《静寂的园子》里还提到这件事。
这次在昆明我写的散文不过寥寥几篇,但全都和敌机轰炸有关,都是有感而发的。几篇随感和杂文给我编在杂文集《无题》里面了。书在《龙·虎·狗》中的就只有我前面讲过的那两篇(《静寂的园子》和《狗》)。有些数字在我的脑子已经模糊。我说不清楚我是在十月下旬的哪一天去重庆的,只记得是沈从文同志介绍一位在欧亚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查阜西同志吧?)替我买的飞机票。我离开昆明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对这个城市正在进行狂轰滥炸。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挤进了越南(河口铁桥早已炸断),他们的飞机就是从越南飞来的。
对于和平城市的受难,我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在广州,下半年在桂林,生命的毁灭、房屋的焚烧、人民的受苦,我看得太多了。但是这一切是不是就把中国人民吓倒了呢?是不是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吓倒了呢?当然没有。上飞机的前一两天,我和开明书店的卢先生闲谈,我笑着说:“我们都是身经百炸的人。”他点头同意。
他的经验更丰富。前一两年他坐公路车在贵阳附近翻车,左膀跌断,在中央医院治疗,左膀上了石膏给绑在架上,发了警报后他不便下洞躲避,人们给他一把剪刀,准备在危急的时候剪断绑带逃命。贵阳市遭大轰炸时,他正在医院里,他不但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膀子。关于他,我还有话可说。以前我只听见别人谈起他,例如翻车断臂的事。在昆明我们才是第一次见面(也有可能他在上海见过我)。听说他本来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在上海开明书店担任编辑一类职务,他的岳父是知名的学者,他的妻子也研究中国文学,不知道怎样他给派到昆明当了分店经理,可能因为他能干,可能因为他可靠。那个时候开明书店发行教科书,销售量大,做一名分店经理,只要不是傻瓜,就不会放过发财的机会,他的生活条件可以不断改善。他们夫妇一直待在昆明。全国解放后他们的情况有改变,后来开明书店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我就没有再看见他。一九五七年听说他们夫妇给戴上了“右派”帽子,从此什么都完了。果然不到几年,就听说他们都死了。我不曾仔细打听过他们的遭遇,也不知道向哪里打听方便、可靠,而且我没有精力和时间。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