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大王”，经过刘志丹等同志多方面做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立了许多战功。有的同志对刘志丹等的正确主张很不理解，不断提出非难，甚至进攻与红军有统战关系的民团。刘志丹耐心解释道：“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

    遗憾的是，这些非难和猜忌最终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1931年，刘志丹在收编土匪、民团武装的基础上成立南梁游击队。1932年，在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不久，部队一些领导人认为由南梁游击队改编的二支队成分不纯，部队不稳，缴了二支队的枪，解散了二支队，打死了几个人。这事还使一支队部分人员惊慌出走。对于这次事件，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其中指出：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的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3．在与兄弟党组织和友军的合作中顾全大局，谦让友善

    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不仅对上级的错误指导和内部的错误纷争都以大局为重，而且对待兄弟党组织和友军也同样是顾全大局。1934年7月，谢子长、郭洪涛率陕北游击队主力转战来到南梁，陕甘边、陕北两地领导人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谢子长在会上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信中不切实际地指责红二十六军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错误，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涛还作了支持这些错误指责的发言。对此，陕甘边区的与会人员有些议论，但考虑到他们是由兄弟党组织陕北特委派来的，觉得他们是在重复北方代表指示信中的内容，不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没有展开议论。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陕甘边特委委员张策等同志后来找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和刘志丹说：“怎么陕北管起陕甘边的事了呢？”张策后来还回顾说：“我那时虽然不大晓得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我知道，自从1933年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一直没有上级党的领导，而且这期间，中央和北方局都没有派人来这里检查过工作，就是我们的邻居陕北特委，也没有派人来过这里。那么这些批评到底来自何人何地呢？这不能不使人奇怪。虽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评指责，陕甘边特委的领导同志还是本着革命友谊赠送了许多枪支经费，特别是把红四十二师政委的位置让了出来，由谢子长暂时代理，并派红四十二师的部分主力红三团到陕北协助作战。”

    虽然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在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顾全大局下，阎家洼子会议的主导方面还是积极的。会议加强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地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系，并派出红三团北上作战，对陕北根据地有一定帮助，这也为以后两支红军的联合、两苏区的统一打下了基础。郭洪涛后来也说：会议决定谢子长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并派红三团北上，同陕北游击队一起活动，“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采取这一果断的战略措施，仅仅依靠陕北武装的力量去粉碎敌人的‘围剿’。确实是有困难的。”

    总之，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的艰辛历程中，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党内指导思想出现几次“左”倾错误，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依照当地实际来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的探索，遭到了来自上级、内部、兄弟党组织和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