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走出了房间。卡明给朴茨茅斯港的海关情报处打了电话，让他们去把旅馆登记簿上那两个人的名字抹掉。温特博恩和亨利赶到朴茨茅斯去收拾残局，但这些努力不能避免发生丑闻。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对潜水员的事提出公开的抗议，艾登为此丢尽了脸，被迫在下院作了声明。

    伦敦的情报界仿佛像某郡的一个小村庄，大多数上层人物彼此都非常熟悉，以至于可以聚在一个俱乐部里喝酒。克拉布事件发生后的好几个星期里，这个村庄里的村民们仍在窃窃私语，期待着那不可避免的、人人都知道的命运的到来。我是军情五处内部事先知道克拉布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我遵从亨利的劝告，对此一直保持着缄默。

    “到处都有破绽，”亨利在克拉布出事不久私下里告诉我，“我们让爱德华·布里奇斯到这里收拾场面。”

    此后不久，有一天早上卡明踱进我的办公室，脸上带着不高兴的神情。

    “狄克要走了，”他喃喃自语，“他们要他去接管六处的工作。”

    我认为，让狄克出任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决定是战后英国情报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军情五处在他的领导下，正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踉踉跄跄地迈着步子，虽然这样的征象在五十年代中期还不明显。他既懂得需要改革，又尊重正统的那一套，这恰好能帮助他在不受阻挠的情况下实现他的目标。首先，他是一个反间谍官员，几乎可以称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反间谍官员，是个训练有素的局长料子。他了解自己的部下，了解存在的问题，他抱有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反间谍组织的理想。然而，他才刚刚起步，便被某个头脑发热的政客调到一个他不熟悉的机构去，而且那里的人对他的前往怀着敌意。他无论到哪里，永远也不会像在军情五处那样富有成就。

    然而，这不单是军情五处的损失。战后英国情报部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各个情报机构的相互作用缺乏一个明确的设想。在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的时代里，英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率的国内情报组织。很简单，军情六处是次要的，尤其是在政府通讯总部成立之后更是如此。但是，把狄克·怀特调到军情六处这一做法却抬高了它的地位，从而阻碍了一个合理化的情报机构的成长。他离开军情五处以后，军情五处被人全然忽视达十年之久。如果他留在军情五处，那么军情五处就能够治愈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创伤，在更好的条件下去迎接八十年代的挑战。

    怀特的离去实在匆忙。同事们纷纷凑钱买了一套陈旧的英国银餐具送给他，并在军情五处的餐厅里举行了一个欢送会。那是一个依依惜别的场面。我当时与狄克还不熟，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对是否应去军情六处感到犹豫不决，或许他已意识到，这一去便是永远离开了他一生尚未起步的事业。狄克在致告别辞时，声泪俱下。他谈到了战前那段时光，谈到在那时结下的友谊。他感谢卡明鼓励他加入军情五处，他骄傲地谈到在战时取得的成果。他祝愿我们大家一切如愿以偿。最后他赠辞说：

    “今天下午我见到了首相，他向我保证，说要把军情五处的工作时刻铭记在心上。我高兴地宣布，首相已任命我的副手罗杰·霍利斯接替我的职务，这证实了他对军情五处充满着信心。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的意见，军情五处找不到比他更为可靠的继任者了。”

    那位身材瘦长、微微驼背的穿着细条纹西服的人走上前去同狄克·怀特握手，那美妙而现代化的时代从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