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市的领导集体的意识和思维，已经决定了这个地方将会拥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至于其他的基础性东西，例如土地，人工，水电路等等，其实计算当地政府不完全提供，陈康杰也是可以用钱的方式来摆平的，大不了就是成本增加一些而已。

    只有一个地区的当政者，还不能仅仅是一个当政者，是一批，有了发展的积极性，有了落后者的危机意识，有了为民的作风，这个地方才是一个适合的投资地，就算没有政策也能变出政策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已经告诉了陈康杰这个道理，黔州一直持续落后二三十年就是例子。

    陈康杰的重生，就像是一滴水掉进了一锅油，本来事先是平滑如常的，但是这滴水的进入，整锅油都会翻江倒海，发出不甘平静的怒吼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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