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开始大讲出席酒会、舞会和三陪的坏处，要大家廉洁自律；倒是和反腐倡廉的提倡不谋而合，于是又成了他旁征博引的一个理论根据。一开始县里的官们出于对他的尊敬还笑着唯唯应付他，后来看越招惹他越上杆子，一开始是三天提一回意见，后来变成了每小时提一回；一开始只管三陪，后来连人家和老婆一星期来几次他也计算，就显得有点过份了。于是不再理他。再去找人罗Dc，就让通信员把他给赶出来。这时的县官韩，望着县衙喟然长叹。真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于是他开始将满腹的牢骚和对现实的不满，用在了顺口溜的创作上。理着光头、穿著对襟黑棉袄、腰里缠着一条蓝布带、下边穿著一条大裆裤，在集市上走过，手里打着两块瓦，在那里给人唱莲花落。这时哪里还能看出他曾经当过县官？他倒开始与人民政府为敌。譬如他讽刺道：

    一个乡长五十万

    一个县长一百万

    左手掂着盒子炮

    右手掂着避孕套

    一顿饭一头牛

    屁股底下一座楼

    喝起酒三斤五斤不醉

    搞起女人三个五个不累

    …………

    他这么唱来唱去，唱得全县人民哭笑不得。也使县上的领导很为难。抓他进监狱他唱个小曲不够条件，让他在外边他四处乱窜。最后大家只好把他当成一条家里养的杂毛狗，现在老了，看它一辈子看门护院的辛苦，我们不好杀它就是了。但这条老狗，反过来又把这当成了倚老卖老的资本，把我们当成了软弱可欺，继续在那里编他的莲花落。这莲花落积得多了，久而久之，又开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诗人，还要自费出两本诗集。他的这一举动，倒是气坏了欧洲教授刘全玉。对他内容的反动和低级趣味，刘全玉和故乡人民一样不屑一顾，只是在这形式上，未免和刘全玉在欧洲课堂上讲的《最后的离别》有似曾相识之处，这让刘教授受不了。刘教授气愤地说：诗歌的名声，就是让这些人给糟踏了。他那能叫诗吗？他写的那些东西，能和我的《最后的离别》相提并论吗？但令人可气的是，在人们的眼光里，他和我一样，反正都是个诗人；岂不知诗人和诗人之间，差别大着呢；诗和诗之间，差别也大着呢。就像球星和球员、明星和戏子、伟大作家和一般作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一样。他写的那些破烂玩意，也就是用来一时解气，不会有任何流传价值；他顶多算个民间俚语和流言蜚语的收集者，我怎么能和这种人共同聚集在一杆诗歌的大旗下呢？羞煞我和我的先人。我明确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有我无他，有他无我，要他要我，要顺口溜还是要《最后的离别》，你们自己选择吧！说到这里，刘教授用拐棍捣着地，从白镜片后鼓着金鱼眼睛，严肃地看着我们。弄得我们也有些惊惶失措。县官韩是我们的乡亲不错，但我们现在的县官都管他不住，我们能奈他何？老刘，就算了，咱们这个故乡，你发小时候，没有发迹的时候，不也在这里呆过？什么情况你知道；一条发了失心疯的杂毛老狗──老人，无聊编些莲花落，虽然违反了你们诗歌界的规矩，但我们也就是顺便听上两耳朵，怎么能和您的《最后的离别》相提并论呢？你倒是原谅他也罢。我们呢，今后也劝一劝他，不让他再继续创作和收集就是了；以前收集和创作的，也少唱少念就是了。这样好说歹说，才把刘教授给劝了回去。但县官韩并不以我们背后给他做了这么多工作才没有使他遭殃为念，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在创作和朗诵他的诗歌。浑身在集市上滚得越来越脏。最后把自己装扮成一副文人无德和魏晋的名士风度。吃一个面包，弄得浑身是渣；吃一顿饭，弄得衣裳前襟上汤汤水水的一片油污。吃过喝过，仍在那里编曲儿。这下我们就没办法了。他陷在他毫无希望的诗歌创造中不能自拔。这时我们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