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和蔼的神情，给每个老右，都留下不同于昨天的印象。当时我在第二小队，当董、高刚刚离开我们的监舍，来自清华大学的刘伯俭，就用他浓浓的湖南腔，对我耳语道：

    “山重水复疑无路……”

    我当然了解他的话中含意，便说：“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屋内分南北两面大通铺，我睡在南侧的通铺上。与我相邻的有陆鲁山、郑光第、张蓬甲、徐继和等，他们都是北京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四个人都是学理工科的。我与刘伯俭的古诗对应，不能不引起四邻的回声。张蓬甲也来自清华，他说：“虽然我们别了大盐碱滩，怕还是没有走出‘模糊数学’的范畴。”

    来自同一学院的刘伯俭，不大同意张蓬甲的悲观：“生活可不是代数公式，它的变化是难以引进ABC的。”

    两个受难的青年老右对未来预卜的南辕北辙，在当时曾引起同屋几十号同类的关注。记得，我当时是个乐观派的支持者，其理由除了大环境的宽松之外，三畲庄的小环境也不像个劳改队的样子。这一切似乎都非空穴来风——我是这么认为的。可以这么说，认为我们的生活要起变化的，占这个受难知识群落中的绝大多数。当时，担任我们第二小队小队长的名叫王贵峰，他是东北沈阳人，曾是某厂矿的保卫干部；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战功。像他这样的根红苗正的共产党员，何以会成为右派，我已记不清楚了——在“点头”和“摇头” 都能成为右派的日子里，重新回忆他的右派原罪条文，已毫无意义。但他在我们当中，是另一种类型的代表，确实使我难以忘却。记得在南、北大炕上的同类，为明天点染各种色泽时，他靠在身后的棉被垛上，眯着他两只不大的眼睛，一声不吭。他虽是我们的头头，但显然受文化水平的制约，与知识分子的言谈存有沟壑。在他的思想深处，可能绝少梦幻色彩，因而当我们之中的陆鲁山和郑光第，以绝对的冷色，对我及与我同一观点——对未来涂梦的人，以诗对诗地回敬我们时，他的眼睛才渐渐睁大。

    陆鲁山引的古诗如下：

    可怜河边无定骨。

    都是春闰梦里人。

    这两句诗显然是针对我们的孟浪而发，它赤裸地倾吐着对生活的一种绝望情绪。

    我们对此都不以为然，但是小队长王贵峰的内心深处，却显然与陆、郑的情绪脉络相通。限于他是我们的头人，不大方便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便拉开棉被要我们早点休息。他说：“你们无论做活梦死梦，不如我这个大老粗无梦。梦是啥鸡巴玩艺儿，它是画中的烙饼，纸上的媳妇；既不能吃，也不能陪你睡觉；不吃饱不了肚子，媳妇不跟你一被窝亲热，你就永远有不了娃儿。”说着，他把那身绽露出棉花、早已褪了色的破绿军装一扒，钻进了被窝。

    他的这番话，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把几十个老右都逗笑了。但在笑声过后，我仿佛听到了一只来自莽林中的杜鹃蝶血的啼鸣声。他的话虽然有别于知识分子的语言，但是内涵却十分丰富。他是从枪林弹雨中穿行过来的，也许更理解社会的政治经纬，因而流露出与老右中的乐天派不同的音韵。这一生活细节，我之所以记忆如此清晰，实因王贵峰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他又是我们中间惟一与美国鬼子在战场上肉搏过的人，对此“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人物——他的铺位又与我相连，自然而然地就将他铭刻于心了（在80年代后期，我曾接到他寄自东北一个厂矿的来信，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后，仍担任该部门的保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