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下脚步。还是我急中生智，解下腰间系着皮大氅的那根麻绳，把它和断了的肚带衔起来，然后让那交通警察帮助我按下朝天的小车车把，把毛驴重新戴上套具和夹板。阿弥陀佛，那桶倾斜了半天的稀酒糟，幸亏塞儿塞得很紧，没把黄屎汤一样的东西溢到马路上。但是这么一折腾，时间拖了足有十分钟，还没容我重新挥鞭赶车，迎宾的红旗轿车车队，已经拐过北京站路口，风驰电掣地向东长安街的方向驶去。车队里每辆车上都挂着窗帘……

    一场虚惊之后，我坐在小驴车车辕上，猛想起许多许多的事情，不禁暗自哑然失笑。那是两年前我们在八宝山下劳动的日子。有一天我和骆新民、王复羊三个人，奉命在革命公墓附近的菜园里摘豆，突然，韩队长风风火火地来豆地里，他说：“今天下午放你们三人半天假，回宿舍下棋去吧！”我们都非常惊愕：“豆子都爆开了，不是叫我们抢收吗？”韩队长叹了口气说：“政治任务高于一切，谁叫我们大队正好在革命公墓旁边呢！”走在收工的半路上，他才告诉我们：今天下午市长××同志来革命公墓，不知是视察，还是来扫墓，或是祭悼故去的战友。反正上边来了命令，要加强保卫工作。韩队长知道我们三个人不会去捣毁汽车，也不会呼喊反动口号，更不会……但是，他还是要按指示执行，右派分子要远离公墓退避三舍。这件事情和警察轰我赶走毛驴车性质惊人的相似。要是他知道赶“粪车”的是个 “五类分子”，或许会把我先“保护”起来，待等车队驶过大街后再把鞭杆子交给我吧？

    回到永定门外的四路通，天色已经大黑。

    卸车，饮驴。把稀酒糟放进洋灰池子时，三星已经高照。洗净手脸去伙房吃饭，吃着玉米面掺代食品的窝头，如吃美味佳肴。这真是应了平时说的：“饿汉吃糠甜如蜜，饱汉吃蜜也不甜。”一觉醒来，准时5点半之前，我实不知生物钟有如此精密度，它总是元声无息地把我唤醒。接着老三样：用绳子勒紧皮氅——准备草料口袋——赶车奔赴九龙山。由于长时间和那辆“粪车”打交道，我浑身有洗不掉的酒糟气息，我进城回家休息时，尽管换上干净衣裳，两岁半的小儿子还是朝我喊着：“爸爸身上有酒味儿！爸爸身上有酒味儿！”

    头上白发日渐增多的母亲，在1960年买了一杆秤，像北京市的许多底层家庭度日那样，按秤星称粮入锅，生怕到月底吃亏了粮食。家里定量供应的每月二斤冻蛋，总是等我放假休息时食用。日子虽然清苦一些，但每月能够团圆两次（休息大礼拜），这是我母亲的最高精神享受了。

    当时，我的家仍住在北京魏家胡同39号内院。院内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坛，花坛周围的空场铺着方砖，小儿子平日无伴可玩，我就是他的大伴儿。夏天时节，他喜欢逮蜻蜓，我帮他从花丛中逮下来，他就把它们拿到屋内的纱窗上，看它们扑拉一阵子，然后张开小巴掌放生。我常常下意识地感觉到，那些被放生的小生命，应该是我和妻子。我们虽然是万物之灵，但人类并不都具有孩提的童真和善良。冬天来临时，花坛中的几簇花草和向日葵一齐凋谢了，院内无蜻蜓、蝴蝶可逮，我就和儿子玩大皮球，我把球踢得远远的，看他抱回皮球时的憨笑神情。我和张沪在和儿子嬉戏的时候，仿佛忘却了内心沉重的负荷，和小儿子一块放声大笑……

    此时，我和她并不知道厄运渐渐逼近了我们。张沪在报社装订房工作，经常受到张老师傅的表扬；我赶驴车起早贪黑勤奋地工作，也受到过生产点黑板报的嘉奖。一切似乎都很平静，就像一池不起涟漪的死水，我们是浮在水上一动不动的水蛭，只任时光流逝就是了。当然，有时也拿出《第一片黑土》的手稿本，翻翻看看，倘有激情，也挥笔续写上几章。

    母亲常像祷告一样，缓缓他说：“干活吃饭平平安安就行了，你俩千万可别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