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地写，然后到医院去打盹。大约有个把月的工夫，写满了3个大本本，估算一下约有 26万字的样子。其中，每张纸页上都有汗水浸湿的水圈斑痕。张沪病愈出院时，我的小说已接近了收尾，我和张沪一起去向第六医院的孙院长致谢。哪知，迎面给泼来的是一盆冷水，我们的心顿时结了冰。她板着面孔说：“说实话吧，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分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

    我俩呆呆地站在院长办公室，直到她下了逐客令。至今我还记得那令人尴尬的场景，我俩进退维谷，完全不知所措。后来，我们从护士嘴里打听到孙院长是个老处女，只当她是性格怪癖所致，依然写了一封感谢第六医院的信，掷进了信筒。

    张沪因身体虚弱，继续留在报社劳动，我则乘坐公共汽车到门头沟，爬山过岭回到群峦环抱的一担石沟。当时已是初秋时节，树叶在秋风中缓缓飘落，我的心也像树叶一样，坠落在大山之谷。因为我归队后说了一句：“张沪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仅仅次于我死。”便说我丧失立场，同情张沪自绝于人民的行为。那位“头人”组织老右开我的批判会。我在会上据理力争，并把没有虚掷时间写了开垦北大荒长篇小说一事提了出来，我真是执愚到了极点，殊不知右派分子没有笔耕的权利。那位“头人”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写出百万字的大部头来，威胁党组织给你摘帽子！告诉你、那是白日做梦！”如果仅仅是口诛笔伐，那倒也无所谓，只要给他两只耳朵就够了。但这位“头人”在后来，编写我们的“罪行材料”时，把我写《第一片黑土）堂而皇之地写到了掷我进“大墙”的结论之中……

    批判会开过不久，《北京日报》、北京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分社的右派就接到了开拔令。我们离开了大山沟里的人造宫殿，离开了那矗立的大山和山涧中跳蹦着的潺潺溪水（历史到了80年代，我和当年在此地付出血汗的同类王志诚、白祖成、钟鸿、李滨声、张敦礼、梁湘汉……重访“一担石沟”，昔日挑水上山、背粪上山种下的桃树，都枯死了——“宫殿” 早已失色，溪水早已断流，它成了北京日报存纸的纸库）。当时，大跃进的谎祸之灾已绽露端倪。鉴于情况严峻，我们这些劳动力被抽调回来，开垦一块农副业基地，以便编辑、记者们的食堂少一点代食品，多一点口粮。

    新的生活驿站名儿很怪——叫“四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