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动身来这几时，她还没有苏醒。”

    “还有呼吸吗？”

    “非常微弱！”

    “还有活下来的希望吗？”

    通信员没有回答。

    我哭了，无声地流着泪。我开始怨恨我自己。因为在两个多月前我回城休息时，她告诉我她怀孕了。反右派斗争后，她几乎对夫妻性爱失去了兴趣，而我却没能体谅她的心情，单方面地要求性爱。她说我越来越野蛮粗暴，是知识分子的蜕化表现。我很同意她对我的评断，但是并不认为评断得十分全面。试想：一个在大山上每天和不会说话的石头打交道的人，到家里再得不到温馨之爱，心灵将会变得像秋天山上的茅草一样枯竭。不是吗？

    摩托车驶进闹市，穿过长安大街时，我有心元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地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

    在市第六医院的急诊室里，我先是呆若木鸡，后是扑向病榻。她躺在一张白白的被单下，面色青黄，我伏耳在她鼻翼下，竟难以听到她的呼吸。我像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身旁的一位白衣护士劝说：“冷静点、这儿是医院！”

    我的岳父也安慰我说：“阿沪心脏还在跳动，还有生的希望。即使抢救无效，你也要理智地对待生死问题。”

    “她怀孕几个月了，这关系到两条生命！”

    “我知道。”岳父气色黯然。

    “还有希望吗？”我仿佛在苍茫大海中寻找救生圈，“倾家荡产也行！”

    岳父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把我叫到病房外边，叮嘱我说：“医院只知道你是在市郊改造的右派，还不了解阿沪的右派身份。一旦他们知道了她也是右派，中西医会诊就可能作罢。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节外生枝。”

    “我记住了。”

    “还有，你要记住‘既来之则安之’这句成语。阿沪就是真的走了，你也不要过于悲哀！”

    岳父居然还有心思来开导我，我心里简直容纳不下老人这番心意，因而眼泪顿时泉涌而出。他掏出手绢塞在我手里，双目严肃地审视着我说：“小从，这不是儿女情长的年代，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为了给自己寻找精神出路，常假想阿沪在上海地下党时，已经为革命献身了！”

    “不，她还有希望生！”我说。

    “是啊！遇事要多从最坏处着想。”

    “是。”

    “我走了，你留在这儿吧！”

    老人步履蹒跚地走了。我一直送他走出医院门口。这短短的路程，对我仿佛异常的漫长，人的生与死，历史的是与非，在我头脑里冲撞着。厮拼着——因为走在我身旁的前辈长者，衣褶里或许还残留着奔赴延安时的风尘，那双布鞋上还保留着枣园绿色草浆的斑渍—— 建国不过七八年，这位老人也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人间清浊该如何评说？！

    当天下午，留在报社内部改造的梁沙军和辛大明，赶到病房来看张沪。大家面色如铁，彼此相对无言。我从离开一担石沟，到此时点食滴水未进，精神的伤痛完全抑制住了我的饥渴之感。还是辛大明替我在病榻前值了会儿班，我到北新桥附近一家饭铺吃了碗凉面。之后，匆匆回家一趟，见到了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儿子。母亲因灾祸再次临门而欲哭无泪；儿子则不知其内情，连连喊我：“爸爸抱我——爸爸抱我——”

    我和小儿子脸蛋紧贴，泪水顿时洇湿了他那片小脸。

    “奶奶！爸爸哭了！”他嚷了起来。

    “爸爸别哭，给我逮院子里的蜻蜓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