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瓶沪州二曲，往肚子里灌了个饱。热酒壮肚之后，我说：

    “鲁迅先生有几句诗，你还记得吗？”

    “湿（诗）都变成干了，也许还能记起。”

    我背诵着：“……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他没有接上我的话茬，打诨他说：“我也需要告诉你两句，老弟：树林子大，这儿什么鸟儿都有！”哑谜般的话语结束之后，他扭过头睡去了。

    这就是王蒙划右后的一幅精神肖像。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貌似在合眼睡觉，其实在睁眼看着四周，与其说他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说他对这个冷酷的世界有着相当的警觉。他话中的弦外之音，似在告诫我认识客观环境。说不定，他在当时已然发现了我潜藏着某种悲剧性的前兆呢？！

    （40年过去之后，王蒙告诉我，在（走向混沌》出版后的一个年节，他的儿子王山曾问及他：“爸爸，当年你是不是像‘混沌’中所写的那样？”王蒙一家当时正吃年夜饭，他一边喝酒，一边回答儿子说：“是，就像维熙写的那样。”儿子还想询及他什么，见他潸然泪下，便不敢再求索下去了）。

    这儿不单单有几十号右派，还有轮番来劳动的市委各系统的机关干部。无数双眼睛都在审视我们。

    “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超英美心不甘！”

    山石上张贴着这样醒目的标语。

    大喇叭还不时唱出十分动听而又绝对浪漫的歌：

    点灯不用油

    耕地不用牛

    走路不小心

    苹果撞肿头

    在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之下，这偏僻的山洼经常若同闹市。开山的打钎声，油锤的破石声，隆隆的爆破声，每日不绝于耳。盖房的石料向大山索取，勾缝儿的石灰自己烧，背石上山用的背篓儿自己编。除去修筑山中官殿的基建任务之外，右派和那些轮换着来劳动的干部们，还担负着把周围梯田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组，夜战干的活儿，是和梁湘汉（80年代的中共北京市纪委委员）从沟底拾捡河卵石，并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盖房的地段，以备第二天天亮后，用这些卵石充填沟槽。这种劳动的艰苦性，不必多加描述。因为空手登山还要气喘吁吁，抬上几百斤一筐的卵石，一趟石头满身汗，实在无半点夸张之处。半夜收工穿着汗淋淋的衣裤，钻进冰冷的被窝，一合眼就到天亮。

    这儿除了下放干部和女右派，一律住棉帐篷。地铺离地有半尺高，被窝阴冷潮湿。每天早晨醒来，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那是老右们哈的气凝聚而成。没有炉火，没有防潮设备，帐篷上冰锥悬挂尺半长的隆冬三九天，我们如同躺在冰窝里。因而我们睡觉时，几乎一律头戴帽子。更有甚者，脖子上围着毛巾，鼻子上箍上口罩。

    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有着老牛筋般的韧性。到这儿来才发现自己是个文艺天才的张永经（后任北京广播局局长），居然编了一首《一担石沟之歌》。歌词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一担石沟石头多

    石头满沟满山坡

    激流拍石泉水好

    石径入云起战歌

    马上有人把它谱上曲子，于是这首歌常常在右派开会之前，或在和下放干部联欢时，高唱起来。你唱，他唱，我唱……后来成为一首老右的流行歌曲。

    这也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惟妙惟肖的画像。身上背着沉重的黑十字架，头上戴着无形 ——但比有形还要厉害的“紧箍帽子”，肩上抬着超过人体正常负荷的石筐，嘴里还要唱着抒情而豪迈的歌。

    静夜深思，我不知道这种精神到底是应该歌颂的坚韧不拔气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