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魔症？我又想起近两天报纸上的头版新闻：XX公社深翻土地5尺，今年早稻亩产万斤。稻子密得能在上面滚石碌碡，而居然不掉下去。我的天！这不是《天方夜谭》中的新神话吗？而这些新闻端庄地印在党的机关报刊上，旁边还配发群众围观“卫星稻田”盛况的照片。

    一群麻雀逃到松树林避难来了，我从坟坡上跳起来，嘴里喊着，投石轰赶。这些惊弓之鸟，刚想在树梢上落脚，又“忽”地一下飞跑了。它们在天空叽叽喳喳，发出奔逃的哀鸣。我又躺在坟坡上了，并且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人的遭遇》，可是我的目光没落在书页上，却被松树枝杈上跳跃着的一只小鸟夺走了。小时候，我在故乡的柳树行子里见过这种鸟儿，学名叫什么我不太清楚，故乡人都管它叫“柳叶”。因为它的躯体实在太小了，比一片柳叶大不了多少。

    不知是它受了惊吓，还是它此时不喜欢唱歌，它只是从一个枝权跳到另一个枝杈，尾巴一翘一翘地戳向天空。它很孤独，这片松树林子里只有我和它，我突然触景生情，自己不就是那只小小的“柳叶”吗？

    “呜……”我向它吹口哨。它并不理睬我。

    “呜……”我再次吹响口哨，想逗出它的歌喉来。

    这时，又一群麻雀飞向松林。我迫不及待地从坟坡上爬了起来，扬着手臂去驱赶麻雀，等到麻雀被驱除出境后，我发现那只小“柳叶”也消失了。

    我沿着松树林转来转去，脖子都仰酸了，再没有找到那只鸟儿。我很惆怅，好像丢了什么贵重东西似的，一声吆喝，使我蓦地一惊：“瞅你霜打了似的，怎么不轰赶‘老家贼’？”我回头看了看，是在鲁谷村改造的梁沙军手提着一根棍子，窜到下庄的地界里来了。还没容我说什么，他就笑嘻嘻地嚷道：“我日他娘，麻雀打跑了，共产主义就到了。”

    我说：“你活腻了吧？”

    他仍然笑得合不上嘴：“就地解决更好，这儿靠近人民公墓。我日他娘的，我还没有 ‘人民’的资格哩！真断了气儿该埋在哪儿？”麻雀战后的不几天，他从鲁谷到下庄来，非要我们陪他去看看公墓不可。由于我们三个人经常在那儿干活，早已丧失了新鲜感，表示不愿意去。但他执意要我们陪他去散散心，我们只好舍命陪君子。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麻阴天气，由于太阳被云彩遮住，一座座土坟、石棺都笼罩在灰色当中。倒也不错，比暴晒的蒸烤要凉快一些。我们背着手，悠闲地在墓地中穿行着，那神气不像巡视死亡之国，倒像浏览两旁地摊上的商品。梁沙军情绪要比我们兴奋，他不时停下脚步看看墓碑上的姓名，以及石碑中镶嵌进去的死者照片。当他走到一座石棺面前，突然向我们招手：

    “喂！过来看哪！”

    不用走过去看，我们也知道使他感到好奇的是一座合葬墓。那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批去苏联留学学生的石棺，正值豆蔻年华的一男一女，在国内就是一对情侣。一天，他和她在列宁格勒涅瓦河上划船，被风浪卷入河底。留学生们为了表示对他和她深切的怀念，尸骨运回祖国后，集资立碑，把他们合葬在这座石棺之内。我们初到下庄时，就仔细地观看过这个石碑，上面除了这两个留学生的姓名和死亡缘由之外，把他们的照片也肩挨肩地镶在石碑中间。因怕风吹雨淋，死者的灵魂不得安宁，这儿石碑上镶嵌着的照片，一律用透明的玻璃纸蒙着。这两个死在遥远异国的中国之魂，此时正从发黄的玻璃纸背后，向我们微微而笑哩！

    “走吧！”我们催促他。

    “这一对留学生长得很漂亮。”梁沙军目不转睛。

    “自古红颜多薄命！”我说，“他俩到天国去结婚了！”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间活着。”骆新民说，“当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对儿都戴上右帽！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