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麻地中学的办公室很大，能摆二十几张办公桌，现在腾了出来，成了宣传队的排练场。邵其平抓得很紧，排练不分白天黑夜地进行着。汪奇涵让人通知了白麻子，夜里过十二点，就得给宣传队准备一顿夜餐。

    很多节目都与我们乐队有关，如表演唱、舞蹈和小戏等，都需要配乐。我除了自己要记住那么多的曲调并熟练地演奏出来外，还得对乐队的其他成员进行分工并管好他们的演奏。我很快地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能胜任了。我记乐谱的能力很不好，不要说管他人了，光自己要做到熟练，就颇有困难。心里想记住，可脑子总木木的，常常是看了好几遍乐谱，还是没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脑子像坚硬的石头，轻易留不下印迹来。我一直把这责任归罪在饥饿上——我的脑子被饿坏了。那么就勤奋—点吧！不行，犯困。

    在十八岁之前，我总是犯困。坐在那儿吃饭，吃着吃着，筷子就从手中落下来睡着了。有一回坐在人家自行车后座上进城，睡着了，跌在马路上，把额头磕破了，流了不少血。我总是与困倦苦苦地作战，在它笼罩我时，作一种痛苦的挣扎。然而往往总是失败。困倦像推不开挣不出的浓稠的泥浆，最终将我彻底淹没掉。我背诵着乐谱，背着背着，眼皮就往下坠。—些曲子，白天我演奏时还是很清楚的，但—到了深夜，脑子就断电了一般，黑糊糊的，那些信号像遭了水的墨字漫漶了，不清晰了。即使努出眼珠来竭力辨认，依然还是不清晰。

    我对自己缺少旺盛的精力总是很生气，许多次想掴自己的耳光，把自己掴得精神一些。不行，困倦沉重如山。我当然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饥饿。等过了十八岁，当别人的脑力和体力都不紧不慢地生长着甚至有点过早地停滞而我却越来越精神越来越明白时，我才明白：从前的状况固然与营养有关，但也与我生命生长的节律有关——我属于脑子和体力早期成长缓慢的那一种人。也就是说，当别人的脑细胞已发育得很不错的时候，我的脑细胞还如那土下的胚芽，正处在钻出黑暗的过程中。而赵—亮这样的人却属于智力早熟的。

    我不住地翻动着乐谱，赵一亮却从不把乐谱放到架子上。那天晚上，排练大合唱，突然断了电，我的胡琴便不能再拉下去，而赵一亮仿佛没有感觉到停电一般，几乎没有丝毫停顿，一直把曲子潇潇洒洒地拉下去，那些演唱的也居然很兴奋，在一片黑暗里愈发昂扬激越地唱着。刚唱完了，又来电了，演唱的那帮人—律掉过头来问：“刚才胡琴谁拉的？”姚三船说：“赵—亮！”

    我便觉得无地自容。

    邵其平让高中的王维—担任宣传队队长。这个王维——开始就似乎瞧不上我。在一次我们乐队为—个表演唱演奏了三遍过门还不齐之后，他不耐烦了，“林冰，你们是不是先练好了再来配乐？”他甚至当了那么多人的面，对刚走进来的赵—亮说：“赵一亮，你来拉吧，你不拉，这曲子都拉不成个儿。”赵—亮却一转身出去了。这时姚三船说要上厕所，拿了笛子也走出办公室。

    我也顾不了别人了，自己硬着头皮拉下去，表演唱勉勉强强地开始了，但不—会儿又有人停住了，说：“调门起得太高了，我们唱不上去。”我只好又重新调音。我一调音，徐朝雹他们，也得顺着往下调音，可老也调不好。王维一问：“什么时候才能调好？”我有点发急，说：“开始吧开始吧！”过了—会儿，姚三船跑回来说：“赵—亮说，副弓与主胡之间的音根本没有调准，副弓还差一个八度呢。”邵其平冲着我问：“怎么搞的？！”

    排练了十几个节目之后，文艺宣传队就贴了海报，那天晚上在操场上搭起的舞台上开始了第一次公开演出。望着台下人头攒动，我的心慌乱得可怜。演出开始后不久，就有—个吹笛子的愣把另—个节目的曲子当成了这—个节目的曲子，还吹得挺认真，这让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