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渣，也就算是清扫一空。

    至于老董事长李渊，由他去吧。死了最好，不死也一把年纪了，还能指望李渊是刘备刘裕不成。

    果不其然，大夏的李董突然搞了这么一出，中暑倒地的外朝官僚都吓的从地上爬起来表示有点冷。

    李建成被恢复了“太子”身份，李董也不介意外人如何编排他，口水要是能淹死人，还要啥横刀马槊？

    “五姓七望”纸老虎身份没被戳破前，李董可以还很介意口水，现在么，喷，只管喷，喷的朕掉一根汗毛算朕输。

    历时三年之久的历法修订，前后打了十几个补丁，出版了好几套，往里面加了点“命”佐料，《贞观历法》最终版，终于以工具书、教材的方式，进入到了体制中。

    在《贞观历法》之下，民部新增农事院衙门，农官序列，成体系地冒了出来。而且农事院衙门，是内廷外朝双重领导，民部只有对农事院预算进行审计的权力，其余的，放屁不响。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纷纷表示，莫非“大司农”要重现两千石官威？然而李董压根就没打算让农事院和民部度支衙门只能重叠，农事院的侧重点，不在于“劝课农桑”，也不在于“统计农政”。

    这是一个农业研究和指导性衙门，李董想要成立，也不是一两的事情。当时就问对过长孙无忌，想要把贾氏一股脑儿打包过来，只是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

    到如今，却是大不一样的局面。只河南，伴随着洛阳对非农人口的疯狂吸收，以及或温和或暴力的“土地兼并”，旧式庄园经济，被新式的庄园经济所替代。不能全面替代，但像洛阳长安这样的城市，的的确确出现了这种新老交替。

    奇葩的发展状况下，非但没有出现帝国上升期农经济的蓬勃发展，反而自然而然地挤压了农经济的生存，乃至洛阳地区，举凡“农”，皆成“资”。原先的百几十亩永业田，只能是有产者。但在洛阳现行的市场环境下，某些身份特殊的农户，比如羽林军老卒，他们拥有的百几十亩地，便是值钱无比，一下子从有产者，变成了有资产者。

    作为统治者，京城是李董的核心利益，那么新式的庄园经济既然成为主力，就不得不用新式的管理方式。

    贞观十六年统计稻米丰产，那么明年就多种麦少种稻，百分之八十的出粉率，通过新式的研磨技术，也足以支撑中原逐渐变换的食用习惯。

    而其中，除了作为统治者必须承担的固有粮食稳定责任外，有利可图，同样是李董要进一步细化管理农事的原因。

    当面粉紧俏时，以李董手头的田亩数量，哪怕只是薄利，一斤面粉抬高一文钱，多出来的，又何止是一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