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例子。普通的京城市民，和卖瓜子的个体户究竟有什么不同？如果从比较低的层次去看待，我们可以，这是体制有问题，是计·划经济的错。因为市场明明体现了卖瓜子的利润可以高到暴利的程度，但习惯了计·划经济的市民们，默认了瓜子的规定价格，默认了瓜子的流通销售途径，对于市场的改变，反应过于僵化，所以被人家个体户钻了空子。所以，个体户的暴利，是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的直观表现。”

    毕文谦毫不掩饰地流露着嘲讽。

    “可如果把层次提高一些，能够看到的东西，就完全不同了。”

    “毫无疑问，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个体户，他们都是生长生活在新中国的，这没有区别。什么是生长？在医院里出生，在学校里上学。什么是生活？日常的吃穿用度，非日常的各种开销。这些，有的，是国家提供给人民的福利，有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产出的产品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卖到消费者手里。再一次，这对于体制内的普通市民和体制外的个体户来，没有区别。然而，他们之间发生的买卖瓜子的贸易关系，这件事情，是在体制之外的。这就意味着，作为个体户的那个老阿姨，一方面，从到大，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免费的福利，享受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价产品，一方面通过体制之外的贸易方式，从体制内部的群体身上赚取高额的利润。”

    “听上去好像有些上·纲上线，是吧？我过，作为政府层面，不能够家子气地把人家给取缔了。但这事情，本质上的确就是这样。问题，出在哪里？将来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时候，总不可能把人家也给取缔了吧？”看着黎华低头的样子，毕文谦稍微停顿了一下，“其实，对比一下两种社会制度对于价格的态度，对比一下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不同，就能发现问题的真相。”

    “目前的大多数社·会主义体制国家，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东欧，往往都面向全民提供了免费的教育。而我也不止一次强调过，教育，在生产力水平核算中阶层最高。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体现，教育，在苏联模式的经济理论体系下，价值为0——很显然，这个法不对，苏联也不会那么认为，他们会，之所以让教育对人民免费，恰恰是因为我们也认为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可是，即使大家都对教育的价值心知肚明，在他们的核算体系中，教育这一块儿，其经济效益，的确就是0。”

    “这显然不是个案。把目光扩展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方方面面，可以很轻易地发现，这样那样的福利，简直是充斥着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明显有社会价值，是属于生产力的一部分的事物，在经济效益的核算中，被无视了。”

    “如果这一切只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体内部，这倒也没什么了。大家都一样，肉烂了在锅里。就事实来，华约国家和欧美的经济贸易，不仅规模远远配不上双方的体量，并且形式也是物物贸易为主的原始方式。”

    “那么，欧美国家奉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呢？”毕文谦又停顿了一下，“和苏联模式完全不同，他们不仅什么有经济价值的事物都要算出来加进去，甚至还可以将根本不能代表生产力的经济行为也核算进去。不是有一句话吗？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交换一下，每人还是只有一个苹果，而如果把苹果换成思想，就是每人有了两种思想。可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不是这样——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易一下，只要交了交易税，那我们就创造了两个苹果的GDP。”

    “是不是觉得很可笑？”毕文谦察觉了黎华偷偷抿嘴的动作，“也许的确值得一笑，但这也的确是很严肃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差别，更体现了不同的利益诉求。”

    “对于华约等社·会主义国家来，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