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乔之子。因为戴名世在士林中素享盛名，赵熊诏却是才名不显，所以有不少人传言他是因为贿赂才成为状元的，赵申乔此次弹劾，也有人传是他要先发制人，罗织罪名置戴名世于死地，以断他人追究之想、塞他人议论之口云云。

    至于说这个赵申乔到底是不是这个心思，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在谈论之时并不能肯定，也不想去追究，因为这个时候，起因已经不是主要的了。现在四阿哥与十三阿哥担心的是，此事牵涉过众，已经株连到数百人之多，震动了儒林。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韩尚书、侍郎赵士麟、淮**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俱都被牵连其中了。

    康熙之所以会龙颜大怒，是因为《南山集》的《与余生书》一篇中，直接写出了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三壬年号，且信中又将南明小王朝与三国时期偏居川中的蜀汉、南宋末年退守崖州的宋帝相提并论。

    其实这《与余生书》，就是戴名世写给他的一个门人余湛的一封信。余湛曾偶然同僧人犁支交谈，说及南明桂王之事（南明桂王朱由榔，就是后世所称的永历皇帝），这才知道犁支原来是南明桂王宫中的太监，在桂王被吴三桂所杀后，他削发为僧，皈依了佛教。也就是说，犁支是亲自经历过南明朝之人，他所述的事情应当是比较可靠的。戴名世得知这个消息后，忙赶过去，可惜犁支已经离去了。

    戴名世之所以对这件事这么上心，是因为他很以自己在史学方面的才能而自负，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尚无人能写明史，所以他就想仿效《史记》的形式，写出一本明史，并因此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这次没能和犁支见面，让他很是遗憾，于是就嘱咐余湛把所听到的情况写给他，戴名世把余湛写的东西与方孝标所著的《滇黔纪闻》加以对照，考其异同，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于是就写信给余湛，询问犁支下落，欲与其“面谈共事”，这封信就是《与余生书》了。

    戴名世既然问的是明史中事儿，信中提到南明的年号也就不应该是什么大事了，本来是不至于让康熙发这么大火的，只是这个案子发的时候不好，现在明清之际的一批遗民如顾炎武、黄宗羲、冒辟疆等人虽然已经故去了，但他们提倡“反清复明”、讲究“夷夏之别”的影响却还很广，他们的弟子也是布于天下，康熙这次陪同太后避暑，居然也受到了这些人士的一点小小骚扰，虽没造成什么影响，毕竟也是扫了康熙的兴。

    赵申乔选在这个时机弹劾戴名世，也可谓是用心良苦，体察圣意了，既报了私仇，也得了圣心，真是一举两得。而康熙借着此案大做文章，是想起到敲山震虎、杀一儆百、巩固政权的作用，于是《南山集》案就由单纯的年号、明史的事儿被渲染成了旨在谋反的叛逆之举。

    四阿哥和十三阿哥虽然也认为戴名世做事行文很有些不检点，但却爱惜其才，觉得他虽有错，但错不至此，且他在士林之中很有一些影响，如果轻率处置，怕会引起读书人的不满，只是康熙态度坚决，连大学士李光地亲自出面“欲疏救于万死一生之地”，也“卒不可得”，而他们做皇子的，更是不能轻举妄动，以免招了康熙的嫌忌，也只有在云锦这儿，发发感慨了。

    “爷，如果这个戴名世真的被定了叛逆，会怎么样啊？”云锦在现代也是写书之人，对文字狱的受害者自然有份同情之心，这个案子自己在现代虽然听到过，但却不记得最后的处罚结果，不过“叛逆”的罪名，听起来就很严重。

    “叛逆是那么好当的吗？抄家灭门都是有可能的。”十三阿哥皱着眉头说道。

    “有那么惨？”云锦拍了拍胸口，“还好，听爷和十三爷刚才说，就现有证据来看，尚不够定叛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