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确担心过，等着他们动手，但有时又觉得可笑。他们到底要干啥呢？要干又不干！不过有时我很心寒。特别是每当夜晚，孤寂的一轮明月挂在中天，我独自倚门望着这荒凉的到处长着一层绿苔的庭院，凉风微微掠过我的长发，我会凄然地意识到：难道这里就是我的葬身之所吗？

    六徐恩曾的出现

    这样又继续了好几天，慢慢地他们自己也有些疲倦，而我也麻木了。他们再怎样折磨我，我也无心再去注意。我只愁一日三餐的饭食真是难吃。米很糙，菜很差，每顿一点老韭菜，真正的牢饭可能会好吃点。没有零食，不吃又饿。有一壶粗茶。只有烟倒是好烟，看守都跟着抽，一天两听。我实在熬不过，清理了一下我的小皮包，里边还有四十来元钱。家里原来还有从良友图书公司刚拿到的二百元稿费，真可惜不知落在哪个混蛋手里了！我拿了伍角钱叫看守替我买板鸭。好大一盆呵！摆在桌子上，大家都吃得很香，谁也不客气，就算我请客了。早晨，我要他们为我买咸鸭蛋或者松花蛋，或者好点的咸菜。看守对这差使都愿意干。屋子里的空气随着和缓了许多，他们有时也同我说点闲话，没有再把我当成一个江洋大盗那么防范和那么严厉了。我讨厌他们，把他们这伙小人物当癞蛤蟆、小老鼠看待。我虽然不屑于同他们谈话，但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里又没有一本书、一张报，也没有任何可以混日子的东西。只有痴痴地坐在凳子上抽烟，或者躺在床上望天花板，或者用苍蝇拍打苍蝇，有时就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来来去去搬家。我似乎还在等着，天天等，等着一个什么结果。现在才知道完全不需要等了，一切都任它自然发展吧。自从发现了可以买菜，慢慢又想到该买毛巾了，买肥皂、牙膏了。最后又发现我的旗袍已经不适宜，该换一件凉快衣服了。于是我叫他们替我买一点薄布，自己缝了一件简单的连衣裙，好像准备在这里长住下去的样子，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本来嘛，别人吃官司总还有家里人可以送送牢饭吧，在堂堂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我却无缘无故地成了秘密死囚牢里的人，完全与世隔绝。我真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有一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

    这样又过了十来天，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徐科长来看你了。”我一下没有听清，也没意识到这徐科长是何许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里的砖地，继续玩着我的老玩艺儿。这时从小墙门的门外转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大约是个官吧。他看见我没有站起来，也没理他，便自个儿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他把徐科长三个字说得很重，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个国民党的小小科长有什么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官，既然出面来找我，我还是应该理理他的。我便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他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他还是像过去那些官员一样问我道：“生活怎么样？”我还是那么答：“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上什么了！”到底是科长，他倒很会说，他道：“不要这样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心你。”我说：“胡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头解释：“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说道：“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汪盛荻就说过他一切都向国民党讲了，还对我说过：“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是赖不掉的。”这位科长现在反而把我开脱出来，这是耍的什么花招？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