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在攻张士诚时受伤，于朱元璋登基称大明皇帝前就病死了的（死于1367年四月初十），然而在民间传说中，却成了朱元璋派人在他家所住的街道上修了一座“百猫坊”（据说俞宅就在今天的南京彩霞街菜场一带），把附近一条巷起名为“赶鱼巷”（今甘雨巷），又派侍卫每天在秦淮河上钓鱼，还将钓上的鱼活活晒死。最终逼得俞通海只能寻了自尽，虽然这只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传说，但百猫坊确有，位置也确在俞府附近，有可能遭殃的是俞通海的后人或亲信吧。由此已足见朱元璋杀功臣事迹之一斑。

    在打击官吏的时候，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有杀错没放过。真正的贪官污吏当然死路难逃，可是清正廉明的官员也照样象割草一样地被他一批批除掉。加上朱元璋并非什么政经全才，很多时候他对很多事情也因此弄不清情况，可是即使如此，他在一头雾水中也照样喊打喊杀不误。算起来，被酷刑杀掉的父母官恐怕比贪官污吏还多。多少出身寒苦农家一心想要利民报国又维系着全家希望的读书人，在十年寒窗苦读后，才刚刚进入仕途，只为真正是一点鸡毛蒜皮甚至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小事，就成了冤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当时的济宁知府方克勤。他虽然当上知府，仍然是一件布衣穿十几年，一日两餐素食粗粮，治下百姓则富足安乐。当他要调离时，百姓甚至做歌谣挽留道：“使君勿去，我民父母。”可是这样一个好官，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的泼天冤案“空印案”中，也被毫无理由地处死。——方克勤，就是后来著名的建文忠臣方孝儒的父亲。——“空印案”说来其实很简单。按规矩，各司府州县都要将地方财政状况上报户部，由于财务表是人工核计，各地距京城路途遥远，为防有何差错跑冤枉路，官吏们都会带上一些备用的空白盖印文书，方便随时修改。然而无论别人怎样解释，毫无会计知识的朱元璋偏要认定这是在贪污，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就下令自户部尚书起，到各布政司、府、州、县，所有管官印的地方一把手都统统砍头，副手杖一百充军。上书辨冤的郑士利则被罚做苦工。（朱元璋时代倘有现代大学制度的话，恐怕财经学院再无人敢报名就读了。）

    更糟糕的是，朱元璋猜忌并报复强烈的脾性并不完全是针对元勋和官吏们的。

    当年攻打张士诚的“东吴”政权时，朱元璋的“西吴”军曾经遇到过苏杭百姓的强烈反抗，以致于苏州一座孤城竟能在围困下坚持九个多月，多死了不少将士。张士诚死后，朱元璋决意报复民间对张士诚的支持，他决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大幅度提高当地的赋税。

    于是，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苏州松江地区的税赋一古脑儿涨到了元朝的三倍、更超过了宋朝的五倍。一亩地的税粮竟超过七斗。苏州一府所要交纳的税赋，竟达到全国税赋总量的10%。除此之外，松江农民的活动范围也被严格控制，总括言之，就是“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由于朱元璋本人家族就是“逃税流民”出身，外祖父又曾经是个打着算命先生招牌反朝廷（虽然是元朝廷）的人物，因此为了以防万一，他还规定百姓们必须彼此互通邻里信息，对别人的家庭内务乃至活动场合都必须了解，谁要是想保留隐私瞒哄大众，即可捉拿送官。行医卖卜的人也只允许在本乡活动，若敢远游就要重治。

    这些规矩对民众的约束，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皇朝，充满戾虐气息。而要求世人窥伺告发自己邻里亲朋的规矩，更成为流祸久远的重弊。

    朱元璋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愎自用，而且把人命完全不当一回事。无论什么事，不用调查也不用研究，只凭一时情绪，就“挥洒自如”地把好人或者轻罪之人统统杀了。如空印案就使人领略到了他的这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