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做官和做学问关系”的听众提问，他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不赞成一种观点，即做官与做学问水火不相容；处理得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专门造就一批没有学问的官员来治理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应该提出，让一部分人的素质先高起来。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应该是官员。我们不能苛求各级官员都成为学者，但却完全有理由要求官员的文化素质应该大大高于一般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工作的质量；如果能在自己工作的领域里有学问上的建树，那就更好了。做官又要做学问，就不能‘拜官’。拜官是做学问的大敌。如果一个人既想在学问上有所建树，又官迷心窍，是不可能把学问做好的。既然以做官为职业，就应不负人民所托，尽职尽责，不能尸位素餐；如果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学问而对本职工作草率，不仅有违职业道德，结果往往还得不偿失。我们应当向业余要时间，而不应该去挤占本职工作的时间。”

    （摘自《国民素质演讲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