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巡讲话”定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二座里程碑。因为邓小平把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定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得出著名论断“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至今还在被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反复证明，使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再一次在健康的方向上加速推进，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竣工。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被秦晓鹰称为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三座里程碑。秦晓鹰认为，面对纷纭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江泽民以彻底的大无畏的唯物主义态度，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积集体之智慧，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科学总结，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更是指导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正确方针和根本保证。

    秦晓鹰的这篇逻辑严谨的理论文章，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其为我国252个月的经济持续增长，找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支撑点。

    秦晓鹰曾说，中华文明延续到今天，一定有它生存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绝不是中华文化的反对者，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它是中华文化的代表者，这是不能否认的。第二个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延续时间最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早跟它较劲了。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

    “里程碑”的提法，虽然是一种具象的表述，但是秦晓鹰作为一个思想理论家，能够如此客观而生动地把中国人民25年来所经历的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从梦想走向现实的深切体验，高度抽象和概括起来，并且把握得如此准确，表述得如此精当，确实需要相当丰厚的功力和锐气。

    理论是无边界的，身为一位优秀的、具有理论思维又不断捕捉时代气息的学者，今天已是55岁的秦晓鹰身上的锐气仍然不减，他思想中的批判光芒也永无边界。最近，他看到一份某学者在中南海讲历史学的讲稿，不禁勃然色变，认为这是在用极为错误的观点误导党和国家的决策者。于是，便奋笔疾书，写下了《叛徒史观是英雄史观的翻版》一文。他以一种很特殊的角度批判了对苏联东欧解体原因研究上的唯心主义。他痛斥了在这个问题上仍很“时兴”的外因论和叛徒史观。他说：苏东剧变是因为经济体制、内外政策和党的执政阶层蜕变的综合结果。旧有的苏式经济体制是一种严重制约生产力，并在不突破、不转型的停滞状况下最终诱发生产力造反的体制，是一种决策体系和治国理念的崩溃。戈尔巴乔夫的作为只是这个崩溃过程中的一幕、一个历史符号，充其量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认识问题，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就毫无意义。叛徒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新旗号，把大动荡的原因简单归罪于个人，是把大教训戏剧化了，是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局部化了，把必然当成了偶然，把值得长鸣的警钟变成了使人昏昏欲睡的入夜打更声！

    当我们这篇文章就要结尾时，突然想起秦晓鹰近日说过的一段话。他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25年了。在这1／4世纪中，我们与共和国的思想同步，痛苦欢乐同步，真可谓改革开放唱大风，一路《大风歌》！”说这话时，他的眼睛亮亮的，闪动着什么。

    秦晓鹰，不就是一个高唱《大风歌》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