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片《世纪行》给秦晓鹰带来了声誉，但其写作的曲折过程却鲜为人知。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自改革开放后最严峻的考验。这场意识形态的交锋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风波平息后，国内那股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受到了遏制。但与此同时，“左”的思潮又有所抬头，有人提出“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阶级斗争了”，也有人提出“要把知识分子再送到农村接受教育”，还有人提出了“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的疑问。人们的思想陷入混乱。

    就在这一严峻时刻，邓小平在6月9日的讲话中强调“十二大”确定的路线不能改，旗帜鲜明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这年的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从组织上实现了由第二代领导集体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11月，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用3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统一国人的思想，深入解析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总结社会主义100年的经验教训，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央高层有意以电视专题片的形式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特区——这就是后来风靡海内外的《世纪行》的缘起。

    1990年9月，深圳特区有关部门举荐秦晓鹰担任此专题片的总撰稿人，陈荻芳任总编导。老一代理论权威邓力群同志应邀出任该片的总顾问。

    秦晓鹰是1985年调到中宣部的，此前他在社科院世界所工作了5年，不仅写下前文提到的那篇有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具有探索意义的先驱文章，还先后参加了“非洲历史”“世界现代史”的大型学术研究活动，30岁后担任《世界历史》《外国史知识》和《世界史动态》三个杂志的编辑部副主任，业绩有目共睹。此时他已过“不惑之年”。

    在确定他为总撰稿时，有人提到了秦晓鹰在社科院向胡绳“发难”的故事。

    当时胡绳刚担任社科院院长不久，他邀请了几个青年学者，想通过谈心的方式了解一下青年研究人员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秦晓鹰也在被邀之列。听完了秘书长的介绍之后，胡老指着秦晓鹰说，你是“老同志”了，到院里工作这么多年，有什么意见？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秦晓鹰马上接上话：“有！我觉得院里当前应该解决四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脱离实际；二是严重的论资排辈现象；三是我国学术研究深受苏联观点的影响，思想僵化；四是学术成果没有向大众普及的渠道，学者不注意普及工作。”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气氛显得紧张。胡绳说，我刚到任，情况还不了解，但有一条却明白，就是年轻人不要心浮气躁，要耐得住寂寞。一个科学工作者要不怕坐冷板凳，吃冷猪肉。这件事流传很广，传着传着就走了样，竟变成秦晓鹰向院长“发难”。

    但是，在邓力群这样的理论前辈看来，秦晓鹰是一个思想解放、才华横溢、对党有深厚感情又对社会有较深思考的青年学者，能够胜任这样一部有份量的电视片的写作任务。

    当时秦晓鹰向邓力群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不涉及“八九”风波，二是要正面谈四项基本原则。

    秦晓鹰的想法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电视片不宜给观众以肃杀的感觉，而应该是以说理见长，通过成熟的理论和大量生动的史实来让观众口服心服，这样才会有深度。

    邓力群同意了秦晓鹰的想法。

    《世纪行》属于政论片，重在阐释重大理论，不像纪实性作品那样有故事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