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他在一篇题为《糖精加白开水》的作文里，把过节时他与家人一起喝酒的事抖了出来。他自认为挖出了他们家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思想”。哪知他挖出的问题竟被学校通过组织渠道反映给了他父亲所在单位。父亲为此勃然大怒，年轻的秦晓鹰也第一次明白“左”与诬陷只有一步之隔。

    1968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他的家庭开始“四分五裂”：母亲被发配到江西，哥哥去了青海，弟弟去了陕西，姐姐去了安徽，姐夫李肇星则先后去了山西离石和广东的牛田洋。

    就在家人纷纷离开北京后不久，秦晓鹰，这位昔日的“少年才子”提着父亲学生时代在北京读书时的一只旧皮箱，登上了去山西插队的列车。

    五六年的知青生活是艰苦和枯燥的，但秦晓鹰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保持了中学时代热爱读书和勤于思考的好习惯。在贫苦农民的炕头上，在饲养员的窝棚里，在烈日下的高粱地里，在滴水成冰的水库工地上，在送“公粮”的喜悦中，在修水利而被炸药炸死的乡亲的尸首前，在干一天活只值一角钱的记工本里，在城市青年悲凉的诗歌里，在悄悄哼唱苏联歌曲来宣泄一点初恋的感受中，他触摸到了中国的脉搏，听到了人民的心声与呻吟，也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双脚站在了浑厚的大地上。

    秦晓鹰1973年进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继而成长为中国杰出的报人和学者，其成果和思想不时引起高层的关注，渐渐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偶像人物之一。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职务也越来越多。

    30多年过去了，在经过人生风雨的洗涤和历练之后，当年与他一起结伴嬉闹，而今已步入中老年的“高干弟子们”这样感叹：

    “在我们这拨人中惟一还在真正做学问的恐怕就数秦晓鹰了；而在80年代就开始活跃的那批社会精英中，在中国大陆至今没有出局的，政界是王岐山，学界中就是秦晓鹰。”

    他们都记得秦在上小学的那个绰号——“金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