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以文明方式，把对手当文明人对待。反过来，如果你没有这个实力，那美国就认为你是野蛮人，用不着跟你平等对话。他认为，“只有加速实现我们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具有了反侵略战争的能力，我们才能防止美国用新帝国主义的办法削平对方，只有有了国防现代化的强大保障，我们才有资格、有本钱去和世界平等地交往”，因此，“加速国防现代化才是中美和平共处的基础”。

    但是令房宁这类民族主义者气馁的是，中国人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总是讲究“以德服人，有容乃大”。这样的一种文化其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政策走向。他认为，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一定总是要通过战争解决争端，但总是把战争看成解决问题的积极方式。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是不发动战争，而是他们不能从战争和武力对抗中获得民族振兴的力量，也不把战争看成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方式，只把它当成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有人认为，中华文明能够历数千年而不灭就要归功于和平主义的中庸思想。当尚武的西方文明遇到麻烦时，他们便会注意到中国文明的价值。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者号召西方人学习中国的和平主义。这些似乎证明了“有容乃大”是可以胜过武力的。房宁认为，这种看法在当前对中国十分危险。当中庸文明与尚武文明相遇时，吃亏的总是前者。虽然西方一些学者可能欣赏中庸思想，但关键的是西方政客对此毫无兴趣。因此当你的对手崇尚武力时，你仍然死抱着有容乃大的思想，那不是智慧，而是迂腐。“拿枪指着敌人的额头，效果无疑超过一百部。”

    房宁对时有露头的“绥靖主义”也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批评。在他看来，尽管绥靖主义从历史上看不失为一种策略，但是我们不应该被绥靖主义表面的历史现象所牵动。关键要搞清楚绥靖主义背后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绥靖主义可以作为一种策略使用，在什么条件下不能。绥靖主义作为政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对手对你的利益欲求是有限还是无限。当对手对你的企图无限时，无论怎么妥协都不行。

    房宁认为，不应鼓吹和宣扬武力，但却决不能放松武力防备。“花钱在国防就像是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付保险费。表面上没有创造价值，但防止了可能的损失。”

    我们可以把《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看作房宁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又一次集中阐述，又一次像《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样把鲜活的民族主义思想具象化了。战略专家张文木称，读《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使人有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敏锐感觉，进而感到，看到危险逼进却无力阻止的感觉更让人心碎！他认为，该书对那些沉浸在新的和平与发展的高歌中，对险象环生的周边安全环境熟视无睹的人敲响了警钟。

    曾经有人给身处体制之内的具有官方学者身份的房宁出了一个难题：“您是怎么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

    房宁当时笑答：“我觉得‘左’和‘右’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说给圈外人听的，戴上这样的标签，别人容易了解，否则不好定位。而我作为圈内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我不会先给自己定位，然后再让自己的言行、理论都与之相符。我是从实际出发，面对具体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的，并不在乎‘左’‘右’。”

    这样的回答可以把房宁理解为一个执著于思考和探索的人。事实上房宁从没有把民族主义当成一个符号，而是在努力探寻其具体的内容。他曾说，一旦民族主义变成了一堆教条，被编成“四言八句”，写到教科书里，民族主义大概也就到了晚期，快变成化石了。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到《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再到《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房宁对当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