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他认为需要的社会性包含“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和“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由于需要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仅是其形式而已。而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由此他认定，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

    现在可以看出，房宁认可的社会主义更本质的意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这“将是未来新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发展生产、扩充财富并不等于对人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甚至也并不总是与人类进步的方向一致”。他认为，实现社会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第一步。只有消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消除人的物化，才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及经济活动作出自主与自觉的调控，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克制、自我超越，返璞归真，才能引导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房宁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明显带有“空想色彩”和“左”字号的思想特征，在学界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房宁的这个“方子”的本质与各种宗教相似，不含多少科学的成分，救不了社会主义。

    对房宁的理论争议最多的是他在“和谐社会主义”中流露的消极的经济观。持异见者质问道：既然在现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超过资本主义，那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用？如果是这样，便只剩下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改变人的需要！每人每月发30斤粮票足矣，穿灰布衣裳也尽可满足蔽体保暖的“自然需要”。

    面对各种争议，房宁在一次与网友的交谈中表露了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信心，他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支配下的某种社会运动，还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广泛兴起，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我关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的思考恰恰是在考虑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样式。”

    争论是正常的，房宁似乎很喜欢各种善意的批评、讨论。这是他做人和治学的一贯立场和风度。回首20多年来，房宁哪一篇重头文章没有引起过争议？但有谁像他这样心平气和地对待批评和误解？他的真诚和虚怀若谷使他的许多论敌后来成了他的朋友。

    由于“和谐论”在网上引起反响，许多媒体找到房宁要求在平面媒体公开发表。1998年此文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为题摘录了部分章节在《时代变迁与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旋即被《新华文摘》《东方》等多家杂志转载。“和谐论”引起广泛关注。中国的许多意识形态部门都把该文作为重点研究的资料，此文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专家中几乎无人不晓。

    还有论者这样说：房宁提出的“和谐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剔除了西方霸权语系的影响，再次展示了人类另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把握，尽管“和谐论”不提“赶超”，但它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促进解放作用，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