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在低附加值加工产业领域里失去竞争力，而退出全球基础加工产业。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今后是提高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的问题。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整体竞争力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因为，东南沿海省份后面还有中部省份，如江西，江西后面还有湖北，湖北后面还有四川。中国有13亿人口，劳动力趋于无限供给，幅员辽阔，内部市场广大，中国有可能创造一个奇迹，升级而不退出。

    房宁对此很有信心。但这种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发展道路，是有政治前提的，即中国的统一、中央政权的集中和控制能力。这也许就是当代中国需要民族主义的真正原因吧！

    ——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全球化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大分化，中国也不例外。房宁认为，在我国经济进入小康形态后，如果继续推行改革之初提出的“效率优先”的原则，是无助于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的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不断扩大，使得外资分布不均匀。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还会带来社会团结和稳定的问题。所以应改“效率优先”为“兼顾效率与公平”，以防止我国内部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分化。

    ——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矫正崇洋媚外心理。房宁说，“全球化是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蔓延的整体过程”。全球化有不同的层面：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他提醒同胞：“我们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有正确的对策，更要警惕西方的文化全球化，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抵制。一个面对即将来临的后殖民时代的外围民族，必须进行认真的文化反思，才能在民族意识上保存民族生存的空间，保持民族生存的权利。”

    房宁指出，无论从社会的视角，还是从自然的视角来观察美国及西方文化，它只是一种“一次性”的文化，不仅不具有普适性，其延续性更值得怀疑。这种文化不能为中国所效仿。房宁反对用一种文化改造另一种文化，甚至人为地取代另一种文化的态度。他认为，文化之优劣主要在于这种文化与其生长、发展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是否协调。简单地将不同文化进行优劣的比较，往往得不到正确的、可靠的结论。因此，无需自卑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不足效法；无需自贬传统文化。

    房宁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提出，一个民族的落后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精神的矮化也是落后，而且是一种比经济落后还糟糕的落后。部分同胞中浓厚的媚外弱势心理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影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重大文化障碍。媚外的弱势心理绝对有矫正之必要，而一旦超越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把思想从对西方文化的新迷信、新僵化中解放出来，中华文化将会发扬光大。

    ——发展中国的战略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和所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房宁主张发展中国自己的重工业和战略产业，同时对于主张中国靠加工业走“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房宁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为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战略产业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这就是他的“雁行战略”理论。

    房宁一直关注和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他认为，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改变了以往的封锁战略，主动地向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与技术的下行性梯次转移，进而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上的依附关系。房宁将其称为“雁行战略”。一方面，不断的下行性的梯次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抑制其产业的自主性成长，抑制甚至摧毁其自主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系统，结果使得发展中国家在雁行模式中永远也不可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而被束缚于国际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