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使，这些招讨使主要是用来招抚和辖制蒙古番兵，作为“仆从军”，类似于昔日东汉的“护匈奴中郎将”、“护乌桓中郎将”。

    既可以由汉官担任，也能用归化较为忠诚的蒙古部落头领担任。

    当然，此时还没有具体分割，故而张名振还是领着光复后军编制来扈从朱由榔出巡，待事了之后，会有具体分别。

    至于余下的光复前、后、左、右、中五路野战军，则是作为朝廷直属机动力量保留下来。

    只是战事结束后，不可能继续保持五十多万人的编制，缩编精简，将多余人手分配给各地都督府，却是可以预见的事情了。

    第7章 千秋之计

    在这一众基本敲定的决策当中，明军未来的制度架构被基本敲定下来。

    整个决策过程称不上朱由榔一个人独断专行，但在征询意见的过程中，都只是直接写信向北京的宰辅以及军中将帅，单独问对。

    按照朱由榔在肇庆时期就建立起的某种“潜规则”，军中那二三十个主要将领，和朝中尚书以上的部门领导们，和朱由榔本人之间，都是有着在朝廷旨意文书之外，只由中书科接手的私人信函。

    这就是所谓“威望”带来的特殊权利了。

    有句话说得好，“明君是革命的最大障碍”。

    这些私人信函看似不具有任何政治效益，但对于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又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取得了超然的权威，那么他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没有什么宰辅签章，哪怕没有盖上国玺，哪怕只是几张草纸上的只言片语，本身都能拥有至高无上的驱动力。

    这也正如南京城那些在理学体系开始逐渐解体后，新兴的各流派学社中，所公认的那样。

    黄宗羲就极为一针见血的指出

    当今天子所作所为，不是在限制自己的权力，而是在限制后人的权力，不是在为现在做准备，而是在为身后事做准备。

    事实上，朱由榔本人，通过这种取巧的方式，直接绕过与宰辅的讨论，来敲定防务改革事宜，倒不是说他害怕朝中大臣给自己出难题，或是认为对方会阻碍自己。

    而是在逃避一些更为本质的冲突，以及延缓某些正在暗流涌动的政潮发生，算是在转移注意力了。

    朱由榔这人没啥太大本事，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接受了十几年的教科书体系粗糙灌输的政治教育。

    用他所了解的话来说，那便是，在北伐完成之前，对于自己麾下的整个政权而言，乃是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所以顺军、西军，江南士绅，郑氏海寇，两广官吏，等等八竿子打不着的利益集团，才能有限的结合在一起。

    而现在外部战争的结束，并不能完全磨平内部的沟壑，许许多多曾经掩盖在民族矛盾之下的利益冲突，正在集中涌现。

    关于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事情，他自己也没有太大头绪。

    比如，首都问题。

    看似只是关于南京、北京之争，其实背后远不止如此。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便是，南京或者说应天府本地士民，大都倾向于定都南京，但其他江南地区的士绅，却又反而倾向于还都北京。

    因为定都北京还是南京，根本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还都”，还是“定都”。

    再深入的说，过去，为了抗清，为了挽救危局，天子和当局所作的绝大部分决策，大家还是能报以某种容忍的。

    但之后呢？过去那些“卧薪尝胆”还作数吗？

    比如，士绅一体纳粮，过去可以说是为了筹措军饷，为了推动北伐，那现在又该如何？

    政治上的问题，不是不同意就作数的，就算朱由榔再强硬，难道就能制止许多事情了吗？收税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