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

    因为我喜欢听京戏，我同焦菊隐的课外谈话，常常谈到京戏。他毕业后就办了一所中国戏剧学校。学生实习的场所就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焦菊隐为我在戏院楼上留了一间包厢，说是谢先生任何时候进城，都可以去看戏。这所戏校的四个年级学生的排行是：德、和、金、玉。所以以后的那几位名演员如王金璐、李和曾、李玉英……等，他们小时候演的戏，我都看过。学生的待遇也十分平等，在上一出戏里演主角的，在下一出就可能跑龙套。

    我觉得他是个很得学生敬爱的校长。七七事变后，我离开了北平，从此我们的消息便断绝了。关于焦菊隐以后的事迹，我还要细细地去打听。

    前天收到一本《泰安师专学报》１９８７年第二期，里面有一篇《高兰评传》，使我猛然忆起我的学生郭德浩，他写诗的笔名，便是高兰！这篇文章里提到高兰做学生时受到我的影响时，有许多溢美之词，我就不往我的脸上贴金了。但里面有一段话，使我回忆起：“冰心给他教大一《国文》和《写作》时……有别具一格的指导方法……有一次她给学生出个作文题——《理想的美》，她要男同学在文章里写出《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同学却写《我理想中的美男子》，以此来抨击当时社会对思想解放的学生设下种种禁区……她认为爱情要坚贞而洁美……”我真不记得那时我会给大一学生出这样的题目，还有一次我的女学生潘玉美——她也有七十多岁了——从上海来京，顺便来看了我，也笑着提起，我给她们出过的作文题目，还说“无论是亲身经验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这些事我都忘得一干二净，我想我那时我真是大胆到“别具一格”，不知学生的家长们对我这个年轻的女教师，有什么评论，我也没有听见我们国文系的老先生们对我有什么告诫，大概他们都把我当做一个“孩子头”，“童言无忌”吧。

    我在头一年回国后，还用了一百元的《春水》稿费，把我们在北京住了十几年的家，从中剪子巷搬到前圆恩寺一所坐北朝南的大房子里。这房子的门牌我忘记了，这房子的确不小，因为那时我的父亲升任了海军部次长，朋友的来往又多了些，同时我的大弟为涵又要结婚，中剪子巷的房子不够用了，就有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了圆恩寺那所房子，说是本来有个小学要租用它，因为房东怕小学生把房子糟蹋了，他便建议租给我们。我记得我的父母亲住北房的三间，涵弟夫妇住了三间南屋，我住在东厢房的三间，杰弟和楫弟就住三间西厢房。

    我写的中第五段《叫我老头子的弟妇》，便是以那所房子为背景的，我说：

    间屋子是周末养静之所，收拾得相当整齐，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养着两盆腊梅，书案上还有水仙，掀起帘来，暖香扑面。……猛抬头看钟，已到十二时半，南屋里新房里还是人声鼎沸……我回国的第二年，我父亲的学生们便来接他南下，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测量局长，兼任海道巡防处长，离开了北洋政府。我们的家便也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徐家汇，和在华界的父亲办公处，只隔一条河。这房子也是父亲的学生们给找的。这一年涵弟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我仍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杰弟和楫弟在燕大的本科和预科上学。那时平沪的火车不通，在寒暑假我们都是从天津坐海船到上海省亲。我们姐弟都不晕船，夏天我们还是搭帆布床在舱面上睡觉。两三天的海行，觉得无聊，我记得我们还凑了一小本子的“歇后语”，如“罗锅儿上山——钱短”、“裱糊匠上天——糊云（胡云）”、“城隍庙改教堂——神出鬼没”、“老太太上车——别催（吹）了”、“猪八戒照镜子——前后不是人”，等等，我们想起一句，就写下一句，又笑了一阵。同时也发现关于“老太太”和“猪八戒”的歇后语还特别多。

    这三年中，我和文藻通信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