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我记得是长春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他们的二女儿宗爱、三女儿宗恩，学的是音乐，是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上千人中考上的五十人中之二。我听见了很高兴，给她们寄去八百元买了一架钢琴，作为奖励。他们的两个儿子宗惠和宗悫那时还小。

    一九五七年，为楫响应“向党进言”的号召，写了几张大字报，被划成了右派，遣送到甘肃的武威劳动改造，从此丢弃了他的专业，如同失水的枯鱼一般，全家迁到了大西北。

    那时我的老伴吴文藻，和我的儿子吴平也都是右派分子，我的头上响起了晴天的霹雳，心中的天地也一下子旋转了起来！

    但我还是镇定地给为楫写一封封的长信，鼓励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求得重有报效祖国的机会，其实那几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只记得为楫夫妇都在武威一所中学教书，度过了相当艰苦的日子。孩子们在逆境中反而加倍奋发自强，宗恩和宗爱都在西安音乐学院毕了业。两个男孩子都学的是理工，在矿学事业自动化研究所里工作，这都是后话了！

    劳瘁交加的纪华得了癌症，一九七六年去世了，为楫就到窑街和小儿子住了些日子，一九七八年又到四川的北碚，同大女儿住了些日子；一九七九年应兰州大学之聘，在兰大教授英语；一九八四年的一月十二日就因病在兰州逝世了！他的儿女们都没有告诉我们。我和为杰只奇怪楫弟为什么这样懒得动笔，每逢农历九月十九，我们还是寄些钱去（他比纪华大一岁，两人是同一天生日，往常我们总是祝他们“双寿”），让他的孩子们给他买块蛋糕。孩子们也总是回信说：

    “爹爹吃了蛋糕，很喜欢，说是谢谢你们！”杰弟一直到死，还不知道“小小”已经比他先走了！

    在写这一篇的时候，我流尽了最后的眼泪！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我倒觉得“死”真是个“解脱”，“痛”的是后死的人！

    我的三个弟弟：从小到大，我尽力地爱护了你们。最后也还是我用眼泪来给你们送别，我总算对得起你们了！１９８７年７月８日风雨欲来的黄昏万般皆上品……——一个副教授的独白小鲁和小菲都是好孩子，听我的话，都参加了高考，分数还没有出来。可是今天他们对我说的关于他们就业的打算，很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很伤心！我能考虑吗？我的同事们知道了，会怎么想呢？我的同事们上了大学的孩子们知道了，又该怎么想呢？

    小鲁说：“爸爸，事情是明摆着的，妈妈教了二十多年的小学，现在病得动不得了，她教书的那个学校，又出不起医药费，她整天躺在床上，只能靠您和我们下了课后来伺候她。

    那个四川小阿姨都干得不耐烦了，整天嘟囔着说要走。您呢，兢兢业业地教了三十年的大学，好容易评得个副教授，一个月一百一十六块钱工资！开门七件事什么都要钱买，不向钱看行吗？您不要再‘清高’了，‘清高’当不了饭吃，‘清高’当不了衣穿，‘清高’医不了母亲的病！我听了您的话，参加了高考，我的成绩决不会差的，因为我和同学们对起答案来，他们答得都不如我准确。可是我想，我上了大学又有什么用，一个月就要花您五六十块钱的饭费和零用，这还不算，就是毕业出来，甚至留校教书，结果还不是和您一样！

    “我已经和我的开出租汽车的老同学们学会了开车，还考取了执照。我去开出租汽车，一个月连工资、奖金带小费，要比您这副教授强多了。我不上大学了，为着我们一家能过好一点的日子，我决定去开出租汽车了……”

    小菲说得委婉一些（她和小鲁是双胞胎。脾气却不一样），她说，“爸爸，您听，我的在一个餐馆当服务员的同学们都劝我，说我的身材好，年纪轻，文明礼貌方面更不必说。

    我去当餐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