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它还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们的盛情赞扬。虽然蒋子龙后来还写了反映改革浪潮中城市青年和津郊农民生活的小说如《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但其声誉都未达到《乔厂长上任记》的程度，“乔厂长”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之后的改革小说中，便出现了一个与“乔厂长”有血缘关系的“开拓者家族”的人物系列，如《改革者》（张锲）、《跋涉者》（焦祖尧）、（水运宪）、《三千万》（柯云路）等。

    与正面塑造时代英雄，鼓舞民众信心相对应，另一些作家则在作品中对历史因袭和现实问题而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予以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呼唤理想的英雄和新的社会秩序。剧作家沙叶新（与李守成、姚明德合作）的六场拱剧《假如我是真的》几乎与《乔厂长上任记》同时问世，却正好从另一个侧面呼应了社会思潮和民众的这种期待心理。剧本以现实生活中的一起诈骗案为原型加以虚构改造，叙述了一个名为李小璋的插队知青冒充高干子弟，斡旋于几个不同职务的干部之间，以非正当手段办完回城的调动手续，终而被识破的故事。它的问世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反响，也导致的一场激烈的争论。客观地说来，《假如我是真的》一剧及其作者的遭遇并不奇怪，因为在创作的一开始，作者就不是意在作品的文学和审美效果，而是以文学为工具，通过对现实事件的暴露，放大现实事件社会影响，以直接产生干预现实政治的效果。

    与上述作家的用意不同，高晓声则一直专注于对普通农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变动和滞后的观察、思考和描绘。从《李顺大造屋》到《漏斗户主》，再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作者旨在对普通农民在农村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和精神变化作追踪式的描写。在他的笔下，既没有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英雄，也没有大奸大恶、刁钻蛮横的坏人，他所关注的始终是最广大最普遍的农村小人物的命运，为他们生活境遇的改善而欣喜，也对他们身上因袭的落后精神因素予以细致的刻画和温情的嘲讽。和蒋子龙等作家的初期改革文学作品相比，高晓声的创作更具有普通平民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质朴风格，他使我们看到在改革大潮的轰轰烈烈背后更迟缓、更严峻、也更博大的文化内涵。

    至1981年底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问世，改革文学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创作剖示了改革进程的繁难与艰辛，透射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特别是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变化。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故土》（苏叔阳）、《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男人的风格》（张贤亮）、（柯云路）及中篇小说《老人仓》（矫健）、《鲁班的子孙》（王润滋）、《秋天的愤怒》（张炜）、《腊月。正月》（贾平凹）等。路遥的中篇小说就是着重表现了处于变革中的农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的变化，以农村知青高加林的视角作深层的探索和思考。高加林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事业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对爱情的选择，都可以从中看出商品经济观念和现代意识观念对传统农村文化生活的冲击，他的痛苦、迷茫和选择，给处于同样处境中的人们以启示。

    到1985年之后，作家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表现一部分人的改革热情或铁腕行动，改革精神也更多地成为普通劳动者的自觉要求，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情态之中，这些作品在题材的开拓上，更趋于生活化和多视角，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写改革与人心世态、风俗习惯的变化，与前两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