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卡得死死的：任何一个有工作的人不能按自己的意愿离职。还有，人人都被户籍制度栓在一定的地点。还有，你也被住房挂着，这房子既不能卖，也不能交换，也不能租赁。由于这些原因，你在自己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进行抗议，那就是一种发疯的大胆妄为。

    3．隐秘性和互不信任。这两种习性取代了我国旧时的（二十年代还没有消失殆尽的）开诚相见与殷勤好客。这两种习性是每个家庭、每个个人的天然保护伞。特别是因为谁也不能自己另找工作，离开本地，因为每件细小的事情都在被人偷看、偷听。苏联人的隐秘习性并不是多余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外国人有时会觉得是超人的。前沙皇军官K?Y全仗着结婚时没有把自己的历史告诉妻子才保住了性命，连一次也没有被抓过。他的兄弟11?y被捕了，被捕者的妻子利用逮捕时她没有和丈夫住在一个城市这个条件，向她自己的父亲和姐妹隐瞒了丈夫被捕的事，以免他们说出去。她宁愿对他们以及所有的人说（并且长期装成）是她丈夫抛弃了她！这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才说破的一个家庭秘密。而哪一个城市居民的家庭没有秘密？

    一九四九年大学生B?h的中学女同学的父亲被捕。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赶紧躲得远远的，这被认为是很自然的，可是B?h偏偏没有躲开，他公开对这女孩子表示同情并尽力帮助她。这姑娘被他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惊呆了，她拒绝了B?h的帮助和关心，她撒谎说她不相信她父亲的诚实，说她父亲一定是一辈子向全家隐瞒着自己的罪行。（只是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才谈开：这女孩子当时断定B?h或者是告密者，或者是专门搜罗不满分子的某个反苏组织的成员。）

    这种普遍的互不信任把奴役制度的万人坑挖得越来越深。谁一开口大胆而公开地说点什么--大家忙不迭地躲得老远：quot;这准是故意挑动！quot;这样一来，任何一声冲口而出的真诚的抗议都注定会遭到孤立和疏远的对待。

    4．普遍的闭塞。我们互相隐瞒，互不相信，从而自己促成绝对的封闭性、绝对的情报虚假性在我们当中生根。这是以往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成百万人的逮捕以及对这些逮捕的群众性支持--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彼此间互不通消息，既不叫苦，又不呻吟，从别人嘴里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只好完全听从报纸和官方演说家们的摆布。他们每天都要塞给我们一点什么刺激情绪的东西，如像五千公里之外的某处发生的火车翻车事故（暗害分子造成的）的照片之类。可是我们应当知道的事，例如我们的楼道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却没处去打听清楚。

    如果你对周围的生活一无所知，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公民？只有当你自己掉进陷阱之后才会知道真相，可是晚了。

    5．告密制度。它发达到了使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几十万名行动人员在他们公开的办公室里，在机关大楼的普通房间里，在供秘密接头用的民宅里，不惜纸张和他们无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收买眼线，召他们来汇报。眼线的数量远远超过收集情报的需要。连明知没用的、不适合的、肯定不会同意干的--如死于劳改营的浸礼会长老尼基金之妻这样的女教徒---他们也要去收买，照样叫她站在他们面前受好几小时的审问。一时把她抓进监狱，一时通知厂子里派她干最吃亏的活儿。收买面撒得这样宽的目的之一很明显的是：要使每一个黎民百姓都能亲自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里、每一个办公室里、每一所住宅里都有一名眼线或者使所有人都担心身旁有眼线。

    我可以提出一个自己的粗浅的估计。每四、五名城市居民中必定有一个人一生中至少曾有一次接到过当情报员的建议。也可能超过这个比率。最近期间，我曾在几批前囚犯以及在几批从未坐过监牢的人们当中进行过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