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不会付钱，只给一份面包口粮。所以在取消了配给制以后的时代里比较合理的作法是给犯人随便填写一张工作日报单，只要不出大问题就行，而把他完成的工作改记到自由人的帐上。自由民领到这笔钱，又可以自己吃喝，又可以给他手下的犯人们一点吃的。

    在莫斯科劳改营里的自由民身上，也看得出在营旁世界里工作的极大好处。一九四六年在我们的卡卢加关卡有两名自由瓦匠、一名灰泥匠、一名漆匠。他们算是我们这个工地上的人，可是工作几乎一点也不干。因为这项工程给不了他们大价钱：这里没有附加工资，工作面积都是量好了的：完成一平方米的抹灰工作给三十二戈比。而把一平方按五十戈比算或者把一间房子的平方米数多写两倍都绝对不可能。但是第一，我们的自由民可以从工地上往外夹带水泥、油漆、干性油、玻璃；第二，白天八小时工作时间好好休息，晚上和星期天全力以赴地投入主要工作--干旁门左道的私活，靠它来把钱捞足。抹同样的一千米墙壁，灰泥匠从私人手里拿的就不是三十二戈比，而是十卢布。这样一天晚上就能挣到两百卢布！

    普罗霍罗夫不是说过吗：quot;钱--现在它是双层的。quot;哪个西方人能懂得quot;双层的钱quot;是什么？在战时，一个车工每月经过扣除后能拿到八百卢布，而市场上的面包一公斤要值一百四十卢布。这就是说他一个月除了配给的面包口粮之外，连买六公斤面包的钱都挣不到--也就是说他每一天不能给全家带回两百克面包！然而他却能活着……公家明摆着蛮不讲理地付给工人不现实的工资，让他们去寻找quot;第二层钱quot;的来路。那个付给我们的灰泥匠高得发疯的干夜活的报酬的人，自己也是在什么事上、在什么地方捞取自己的quot;第二层quot;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这样取得了胜利，可惜只是在纸面上。原先那个制度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很灵活的，无论是诅咒，无论是检察长的追究，都没有使它死去。

    所以犯人和自由民的关系一般地不能说是敌对的，反倒可以说是友好的。此外，这些前途茫茫、半醉半醒、丧家失业的人们对别人的痛苦比较容易感受，对于犯人的灾难及其冤狱的情况能够听得进去。对于军官、看守和警卫由于职务的关系闭眼不看的事情，一个没有成见的人的眼睛是睁开的。

    犯人和领班及工长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这些作为quot;生产指挥员quot;的人是被放在压制和驱使犯人的地位上的。但是生产本身的进程也要他们负责任，而如果和犯人们处于直接敌对的状态，并不总是能把生产进行下去：并不是一切都能靠棍棒和饥饿达到目的，有些东西还要靠好言相商，摸准手下人的爱好和脾气。只有那些和作业班长及手艺最好的犯人师傅关系搞得好的领班们才能百事顺利。领班们本人往往不单是酒鬼、不单由于经常使用奴隶劳动而变得四肢无力，战害了自己的健康，而且还是没有知识的，对自己从事的生产工作一窍不通或者模模糊糊，因而更加多地依赖着作业班长。

    俄国人的命运有时候是多么有趣地纠结在一起！在一个节目前，木工领班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穆拉夫廖夫喝得醉醺醺地来到我们这里，他对已经蹲了九年多的漆工作业班长西涅布留霍夫--一个手艺高超的匠人，严肃而坚毅的青年--说出了心里话：

    quot;什么？你坐牢只因为是富农的儿子？你爹一个劲儿地耕地，买牛，以为能带到阴间去。他现在在哪里？死在流放地了？把你也关进来了？不，我爹比他聪明：他打小就把什么都喝酒喝得精光，剩了一间空屋子，连一只母鸡都没有交给集体农庄。因为是穷光蛋--马上当了生产队长。我现在照他的样子成天喝酒，无忧无愁。quot;

    结果是他说对了：西汉布留霍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