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立一个负责收集这些材料的办公室，也没有建议我通过全苏广播电台发出呼吁。

    我再谈一件马穆洛夫的故事，说完它也就差不多了。说的还是那个霍夫里诺劳改营的马穆洛夫，他的兄弟是贝利亚的秘书处长。当我军解放了半个德国，许多内务部大头头都涌到那里去的时候，马穆洛夫也在其中，他从那里一趟趟地发回车皮加封的列车--直拉到他的霍夫里带车站。车皮被拖进劳改营区，以免被外边的铁路员工看到（表面上说是为工厂运来的quot;贵重设备quot;），专由他自己的犯人们卸货，他对这些人是不在乎的。发了狂的掠夺者们匆忙抢来的东西全都乱七八糟的堆在这里。从天花板上扯下来的枝形吊灯、古老的和日用的家具、用揉皱的桌布胡乱包着的全套餐具、厨房用具、夜礼服和便服、女人和男人的内衣、燕尾眼、大礼帽，甚至还有手杖！这些东西在这里细心地分类，凡是完整的东西都运到他的各个住宅，分送给熟人。马穆洛夫从德国还运回来能停满整个停车场的没收来的小汽车。连他十二岁的儿子（刚好是娃娃犯人的年龄！），他都送给了一辆quot;奥培尔-卡代特quot;牌的小汽车。劳改营的缝纫车间和制鞋车间好多个月都堆满了改制赃物的活儿。马穆洛夫在莫斯科的住宅可不止一处，他需要保障供给的女人也不止一个啊！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有时候亲自到这里来。从莫斯科调来了一个真模真样的茨冈合唱团，还特准两个犯人--会弹吉他的费季索夫和会跳民间舞的马利宁（原来是红军歌舞团的）参加他们的纵酒宴饮。事先警告过他们：如果你们在哪里漏出一个字，我要你们一辈子烂在这里！马穆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次他们钓鱼回来，拖着小渔船经过某个老爷爷的菜园子，把菜踩坏了。老爷爷好像嘟嚷了几句。给他点什么报偿才好？马穆洛夫让他饱尝了一顿老拳，叫他趴在地下朝地皮去呻吟，像俗话说的：quot;吃了我的五谷，打了我的屁股quot;

    但是我感到我的叙述变得千篇一律了：是不是会觉得我在重复以前的话？或者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别的什么地方读过了，读过了，读过了……

    我听到反驳！我听到反驳！是的，确实有过个别的事实……但主要是在贝利亚时期……但是你为什么不提供光明的事例？你也描写几个好的嘛！表现一下我们亲爱的父辈嘛……

    这我办不到！让见到过的人去表现吧。我没有见到。我在概括性的议论中已经归纳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劳改营长不能是一个好人。不然的话他或者要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被赶走。我们姑且设想一下：一个营吏想做好事，把本营的狗的管理制度换成了人的，--人家能让他这样干吗？能准许吗？能通过吗？这不等于把茶炊搬到冰天雪地里又要它在那里变热吗？

    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看法：quot;好人quot;是那些急于挣脱，还没有挣脱但一定能挣脱这个职务的人。例如，莫斯科制鞋厂厂长M?格拉西莫夫被收缴了党证，但没有开除出党（有过这种形式）。可是暂时把他安置到哪里去呢？派到乌斯特维姆去当了一名营吏。据说他对这个职务感到很不痛快，对待犯人态度比较温和。五个月以后争取离开了。可以相信他在这五个月里是个好人。另外还有人说在奥尔套（一九四四年）有过一个劳改点长，叫斯梅什科。没见过他干过什么坏事，--可他也是一直在争取离开。在东北劳改营管理局有个以前当过飞行员的处长（一九四六年）莫罗佐夫，对犯人的态度很好，可是这么一来上级对他的态度可就很坏了。要么再举一个西维尔金大尉的例子，据说他在内罗勃拉格的时候是个好人。结果怎么样？把他派到了帕尔马的惩戒派遣点。他只做两件事--喝烧酒和听西方广播--在他们那个地区干扰电波很弱（一九五二年）。就连我车厢里的这个塔夫达毕业生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