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长刀--说话就要捅他。他仍躺在地上，心里难过，浑身无力，哇哇地哭了好久。那个盗窃犯干的是盗窃犯的活儿--运水。但是过了几个月，大冬天，不让他运水了，派去干一般劳动。他不干（盗窃犯一贯的脾气）。他被关了禁闭。出工时把他拖到门岗边，叫他站到大队前头。盗窃犯朝独劳点长脸上吐了口吐沫，对看守，对警卫破口大骂：quot;母狗！畜牲！法西斯！quot;警卫扒了他的衣裳（那是个严寒天气），只剩一条衬裤，把他捆在雪橇上--就这样拖出了大门。他一直在挣扎，嘴里还不住地骂点长和警卫。再拖了一会--冻死了。（可是你听斯戈维奥怎么说：quot;他差点没宰了我--这倒算不了什么。我觉得他是个英雄，我爱他--因为他骂了当官的。quot;）

    要看到盗窃犯拿着报纸--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死死认定，政治是耍嘴皮子，与真正的生活毫不相干。盗窃犯也不看书，或者很少看。但他们喜欢口头文学。在熄灯后无穷无尽地给他们胡诌故事的人永远能足吃他们抢来的食物并受他们尊敬，好像讲故事者和歌手在原始民族中受到的待遇。这些故事是取材于上流社会（一定要是上流社会的！）生活的异想天开而又相当单调的廉价粗俗读物的大杂烩。在这些故事里不时闪现出男爵、伯爵、侯爵的封号，夹杂着盗贼们自己的传奇、自我吹捧、江湖黑话、盗贼们关于豪华生活的观念，故事的主人公结尾时得到的总是：伯爵夫人躺到他的quot;单人铁床quot;上，他只抽quot;卡兹别克牌香烟quot;，戴着quot;葱头quot;（手表），他的quot;大皮鞋quot;擦得锃亮。

    尼古拉?波戈廷曾经到白海运河工地去体验生活，想必在那里花掉了不少公家钱，--可是在盗窃犯们身上什么也没看清，什么也没有懂得，说的都是谎话。由于在我国四十年来的文学中，除了他的一个剧本（后来拍成电影）外，没有任何描写劳改营的作品，所以不得不在这里对它评论几句。

    那些瞧着他们教育员的嘴巴并这样来学习怎样生活的反革命工程师形象的单薄，甚至无须加以评论。但是，关于他的那些quot;贵族们quot;，即关于盗窃犯们，却要说一说，波戈廷在他们身上竟然连那个简单的特点也没有看到，即他们是按弱肉强食的法则来夺人东西的，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掏人家的口袋。他把他们一个个都描写成小扒手，令人厌烦地、多次反复地在剧中着意发挥这一点，在他笔下，盗窃犯们甚至彼此间都你摸我偷（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只偷quot;福来儿quot;的，并且把偷来的东西都交给贼头）。波戈廷同样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在劳改营干活的真实动力是饥饿、挨打、作业班的联保共坐。他甚至没有弄清楚，在劳改营里谁是quot;同志quot;，，谁是quot;公民quot;。他只抓住了一点：盗窃犯的quot;社会亲近性质quot;（这是他在麦德维日的运河管理局听到的提示，或者还要早些，是在莫斯科时高尔基向他提示的）--便急急忙忙地去表现盗窃犯的改造。结果却成了对盗窃犯们的诽谤，我甚至想去驳斥这种诽谤来为他们辩解。

    他们要比波戈廷（还有舍伊宁）所塑造的形象聪明得多，用廉价的改造是收买不了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比狱吏们更接近于生活，更完整，不含有任何唯心主义的因素！--而硬要挨饿的人们去劳动并在劳动中死去--这一类咒语纯粹是唯心主义。如果说在同长官公民或莫斯科来的记者谈话的时候，或者在令人啼笑皆非的群众大会上，他们热泪盈眶，声音发抖，那这只不过是演员的逢场作戏，旨在得到什么优待或减掉点刑期--而此时盗窃犯肚子里却一直在窃笑！盗窃犯很清楚地懂得（而从首都来的作家却不懂得）这场逗乐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