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室两步，严厉地瞧着我们这些站起来的人（政治犯是可以不站起来的，但这一点我们都不敢想）。把我们数一下对他并不费事，眼光一扫就行了，但这一瞬间是对我们的权利的考验--要知道我们也是有着某些权利的，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权利。我们不知道，他也必须对我们隐瞒起来。他们在卢宾卡学到的看家本领就在于完全的机械性：没有表情，没有语气，没有多余的话。

    我们所知道的权利只是要求修鞋、看病。但叫到医生那里--你别高兴，在那里，这种卢宾卡的机械性会特别使你感到惊奇。医生的目光中不仅没有关切，甚至连普通的注意都没有。他不是问：quot;你哪里不舒服？quot;，因为字太多，而且说这个句子不能不带语气，所以他就斩钉截铁地说：quot;不舒服？quot;，如果你开始过分详细地说起病情来，他便打断你。清楚了。牙齿？拔掉。可以上点砷制剂。治疗？我们这里不治疗。（因为这会增加瞧病的人次并会造成好像有点人情味的环境）。

    狱医是侦查员和刽子手的最好帮手。遭毒打的人在地上苏醒过来便听到医生的声音：quot;可以接着干，脉搏正常。quot;关了五昼夜的冷禁闭室后，医生瞧着冻僵了的赤裸身体说：quot;可以接着关。quot;毒打致死--他签署笔录：因肝硬变、血管梗塞死亡。紧急叫去抢救监室中垂死的人，--他都不慌不忙。谁要表现得不一样，我们的监狱就不要。哈兹医师在我们这里是挣不到外快的。

    但是我们的quot;耳目quot;，对权利知道得比较清楚。（据他说，他受侦查已经有十一个月了；把他叫去审讯都在白天。）瞧，他又出来请求记下他的名字--要见典狱长。怎么，要见全卢宾卡监狱的长官？是的。于是记下了他的名字。（晚上熄灯后，侦查员们已经就位的时候，便会把他叫去，他回来时将带着马合烟。）当然，做法很粗拙，但暂时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完全改用窃听器开支也太大，一百一十一间监室总不能整天都窃听。那怎么行！安插quot;耳目quot;比较省钱，今后还会长时期利用他们。但克拉马连科很难对付我们。有时他使劲听我们谈话，急得出了汗，但从脸上看出来什么也没有听懂。

    还有一个权利--呈递申诉的自由（代替我们从外面进来以后失去的出版、集会和投票表决的自由）！每月两次，值早班的问：quot;谁要写申诉？quot;于是有求必应地把所有要写的人都登记上。在白天把你叫到一间隔离室去关在那里。你想给谁写就可以给谁写--可以写给各族人民的父亲，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贝利亚部长、阿巴库莫夫部长、总检察署、军事检察总署、监狱管理局、侦查处，可以对逮捕、对侦查员、对典狱长提出控诉！--在所有的情况下，你的申诉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它不会附入任何案卷，而读到它的最高级的人物就是你的侦查员，但你却证明不了这一点。而且多年连他也不会读到，因为根本谁也不可能读到它；在7X10厘米的一小块纸上，比早上给你上厕所的稍大一些，当你用笔尖开了花的或者弯成小钩的钢笔，往泡着破布的或加了白水的墨水瓶蘸上墨水，刚刚划上quot;申……quot;--字母已经在那可恶的纸上化了开来，于是quot;诉quot;字已经写不到行里，而纸的另一面也都已经渗透了。

    也许你还有另外一些什么权利，但值日官闭口不言。而且即便你不知道这些权利也不会有多大损失。

    点名过去了，一天开始了。侦查员已经就位。维尔图海用十分神秘的方式传唤你：他只说出头一个字母（是这样叫法：quot;谁是C开头的？quot;quot;谁是Q开头的？quot;有时还说成quot;谁是AM开头的？quot;），而你却应当表现出机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