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的。

    为了别那么起劲地扯起正人君子的白袍当旗子摇晃，清每个人问一问自己：如果我走了另一条生活道路，--我不会也成为这样的刽子手吗？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

    我回忆起一九三八年秋天，我正念大学三年级。我们这些男团员曾被叫到共青团区委会去过，第二次被叫去的时候几乎不征求同意就让我们填写履历表，说你们这些物理数学系、化学系的学生够多了，现在祖国需要你们去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永远是这样，不是某某人需要，而是祖国需要，祖国需要什么，总有个什么官儿代替她知道并代表她说话）。

    前一年，那个区委会还曾动员我们进航空学校。我们也顶回去了（舍不得扔了大学），但不像现在这一次那么坚决。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人们可能认为，当然馆，你们当时明白，周围正在大张旗鼓地抓人，你们知道监狱里怎样虐待犯人，他们想把你们拉去干多么肮脏的勾当。不！！。要知道quot;乌鸦车quot;是在夜间开动，而我们是白天举着旗帜游行的人。我们从何得知并且怎么能想到逮捕呢？撤换了省里的全部领导人--这对我们反正都一样。关进去了两三个教授，我们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跳过舞，而且考试起来还更容易交卷。我们这些二十岁年纪的人，迈步走在十月革命同龄人的行列里，而且，作为十月革命的同龄人，等待着我们的是最光明的未来。

    阻止我们同意进内务人民委员部学校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内在原因，用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它绝不是来自我们听过的历史唯物主义课：这种课讲得很清楚，反对内部敌人的斗争是一条激烈的战线，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它也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利益：当时上外省的大学，除了将来分配到偏僻边区的乡村学校教书和拿微薄的工资外，没有什么别的前途，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则保证我们将来能领到高额口粮和两三倍的工资。我们内心的感觉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如果有的话，那末互相间也不会放心地说出来）。进行反抗的完全不是头部器官，而是胸部器官。从四面八方都向你嚷嚷：quot;应该去，quot;你自己的头脑也说：quot;应该去！quot;而心里却起反感：我不愿去，讨厌！没有我怎么都可以，我不参与。

    这种观念是源远流长的，大约是来自莱蒙托夫吧。它来自那几十年的俄国生活，当时哪一个正派人都会公开表示，没有比宪兵的差事更坏更丑恶的了。不，还要更深远些。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曾祖时代的金卢布被兑换成一些烂铜板，他们用这些烂铜板把我们从那个时代赎买出来。在那个时代道德还没有被认为是相对的，而善恶是单纯地由心灵来区分的。

    但毕竟我们中间有些人当时应募了。我想，要是施加的压力很大--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屈服。所以现在我就想设想一下；如果在战争爆发前我已经有了蓝领章--那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当然，现在可以自我安慰，我的心一定忍受不了，我会在那里发表反对意见，我会发脾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但是，躺在监狱的板铺上，我开始又一次回顾自己真实的军官道路--我便感到害怕起来了。

    我不是从一个大学生一下子直接成为军官的，而是经过了半年受压抑的当兵生活，那时全身好似都浸透了必恭必敬随时准备服从那些也许并不值得你服从的人的精神。以后是半年军事学校的煎熬。是我活该永远当兵受苦，忍饥挨冻，体无完肤地过日子吗？不。为了安慰起见，给我在肩章上钉上了两颗小星，然后是三颗、四颗--于是一切都忘掉了！……

    那么，我是不是至少保持了大学生的爱好自由精神呢？可是，这种精神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我们有的是爱好列队、爱好行军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