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祖诺夫的眼睛里看出一副神情，就是分明在嘲笑他列文，还明确表示，即使有人受骗上当，可绝不是他雷祖诺夫。

    但是，尽管有这些情况，列文还是觉得计划可行，只要严格实行核算，坚持他的意见，将来总能向他们证明这种办法的好处，事情自然也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了。

    这些事情，加上手头其他事务和书房里的写作占用了列文整个夏天的时间，使他简直没有工夫打猎。八月底，他从陶丽派来还马鞍的仆人那里知道，奥勃朗斯基一家到莫斯科去了。他由于现在想起来都不能不脸红的粗野无礼，当时没有给陶丽写回信。这个行为真是破釜沉舟，使他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他和史维亚日斯基不告而别，也同样粗野无礼。他再也不会去看他们了。现在他对这些事都毫不在乎。经营农业的新计划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他有生以来还没有一件事如此吸引过他。他翻阅史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所没有的资料，翻阅有关这个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著作，但不出他所料，找不到同他所进行的事有关的资料。他希望从政治经济学里，譬如从他最早热心研究过的穆勒 的著作里，获得他所关心的问题的解答，却只找到从欧洲农业情况中得到的规律，但他怎么也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怎么会具有普遍意义。他在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况：不论是学生时代迷惑过他，但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或者是改良和挽救欧洲农业现状的办法，都同俄国农业毫无关系。政治经济学里说，欧洲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性的，不变的。社会主义的著作却说，按照这种规律发展，最后必然灭亡。前者和后者不仅都没有解答，甚至没有稍稍暗示，他列文，以及俄国所有的农民和地主，该怎样用千百万双手去耕种千百万亩土地，来提高生产，增进公共福利。

    既然他已着手研究，就认真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书籍，还准备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以避免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经常遇到的情况。往往他刚开始理解对方的思想，说出他自己的想法，对方就会突然对他说：“那么考夫曼、琼斯、杜波依斯、米契里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吧？您去读一读，这个问题他们早就研究过了。”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考夫曼和米契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他。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看到俄国拥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有些场合，譬如途中那个老农，劳动者和土地能提供丰富的产品；但在多数场合，用欧洲方式投资，产量就很少。这完全是因为劳动者只有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才愿意工作，才肯好好工作。这种对立不是偶然的，而是永恒的，同人民的精神密切关联的。他想，俄国人民负有自觉地开发广大荒地的使命，直到荒地开完为止，他们为此沿用适当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坏。这一点，他想在他的著作里用理论来加以阐述，在他的农业实践中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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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