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的重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人口迁出地区的土地重新分配，一是人口受迁地区就是青、兖两州的土地分配。

    人口迁出地区土地本来就很紧张，再加上还有宽乡和狭乡的区别（地广人稀的地方为宽乡，地狭人稠的地方为狭乡），所以各地府衙、官吏、门阀富豪和普通百姓为了争夺有限的空余土地，都各施高招。

    最后，吃亏的当然是普通百姓了。前年迁往青州的人口主要是冀州南部郡县的百姓，冀州南部郡县因为靠近黄河，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各地人口不是很集中，几乎都是

    “宽乡”，因此这类纠纷很少。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大部分人口是从并州、幽州和冀州北部郡县南迁，这些地方几乎都是狭乡（边郡可供耕种的土地少，胡人又不断南迁，所以也出现了地少人多的局面），这类纠纷猛然暴增也就不以为奇了。

    迁移人口的目的是为了让百姓受益，但现在不是百姓受益，而是府衙、官吏和本来就拥有很多土地的门阀富豪受益了。

    这当然和朝廷的初衷背道而驰，朝廷理所当然要出面整治。这大大耽误了南迁完成的时间，也让河北产生了很多隐患，河北的局面因此显得很不稳定。

    人口受迁地区本来不应该出现土地不够的问题，当初朝廷对南迁很乐观也正是因为青、兖两州的土地很多。

    但现在人口受迁地区土地不够的主要原因却恰恰是因为朝廷的南迁政策出现了重大失误。

    朝廷认为青、兖两州土地很多，所以下旨，向河北三州的门阀富豪们偿还曾经赊借的土地。

    过去朝廷还从他们手上低价购买了大量土地，这次朝廷兑现诺言，也以低价出卖土地给他们。

    数量上也很优惠，两倍甚至三倍于他们过去卖给朝廷的土地。朝廷这种办法本来也没错，这是重建天子和朝廷威信，拉拢门阀富豪，利用他们的钱财迅速恢复青、兖两州财赋的上佳之策。

    但朝廷有三个失误，一是朝廷对河北三州门阀富豪们的贪婪和智力做了错误的估计，二是对普通百姓的承受力做了错误的估计，三是对受封土地的文武大臣们的清廉做了错误估计。

    朝廷为了防止门阀富豪拥有大量土地，危及新政，特规定他们以

    “户”购买土地。同时朝廷为了调动河北三州所有门阀富豪南下青、兖两州，在土地上投入钱财，以便及早恢复两州赋税，也允许很多过去没有低价卖地给朝廷的门阀富豪们享有同等优惠待遇。

    结果河北三州的门阀富豪一日之间激增数倍，大户变成小户，一家变成几家甚至十几家。

    这些人拿着当地府衙开具的凭据，南下青、兖两州购买土地。一时间青、兖两州掀起了浩浩荡荡的

    “圈地”大潮。土地有了，没有人种不行。于是，这些门阀富豪们又打起了普通百姓的主意。

    按照新田制和新赋税制，普通百姓，包括门阀富豪家的奴仆，都有受分田，都要按丁上缴赋税。

    门阀富豪们为了和朝廷争夺劳动力，毅然一咬牙，联合起来以更低廉的田租吸引百姓耕种他们的田地。

    百姓为了能多多收益，当然愿意多种田地了。但百姓的劳动力有限，不可能日夜在田间操劳，所以他们就要减少在收益较少的受分田上的劳作。

    这样一来，朝廷用于分配给普通百姓的土地大大减少，而朝廷的赋税将来也会大大减少，这当然和朝廷的意愿大相径庭了。

    朝廷无奈之下，只好下旨暂停出卖土地，重新制定更为详细的规则，以审核认定和清查购买土地者的资格。

    朝廷因为财赋窘迫，只好拿土地赏赐给有功的文武大臣，这种事在本朝是破天荒头一次，可遇而不可求，将来十有**不可能再发生。

    所以受封的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