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黄河流域、长江上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别为曹操、刘备、孙权集团所控制，历史进人了著名的三国时代。三国局面的形成固然是汉末各军阀政治军事力量较量平衡使然，也与三方所在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东汉末年，全国最早形成割据的是巴蜀地区。蜀地偏居西南，四塞险固，北有秦岭、巴山屏护，东有巫山、峡江险阻，距全国政治中心京都洛阳山高路远，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经济富庶，供给充足，一旦天下****、中央控制地方力减弱，则往往容易出现坐险割据。早在两汉之际，公孙述就曾占据巴蜀之地，开了秦统一中国后割据蜀地的先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伊始，也是刘焉首先称雄成都，张鲁闭锁汉中，率先宣布与东汉王朝分裂。后来刘备、诸葛亮能以三方最弱之实力而与曹魏抗衡，演出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的英雄活剧，并且能使蜀汉政治在西南中国维持四十多年，与汉中、蜀中“四塞险固”这得天独厚的区位地势不无关系。诚如西晋张华评论蜀汉战略地理时说:“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髻笮，北阻褒斜，西即限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曹操势力起于华北、山东，关东大部分地区平原广炭，地势平坦，适于骑兵进行奔袭歼灭战与集结兵团会战，加之黄河中下游平原是当时全国经济重心区和人口密度最大地区，这为曹操统一北方提供了良好的用兵军事舞台和兵源条件。因而经过官渡之战歼灭袁绍主力，曹操很快统一北方，称雄中原，占据当时天下九州中的充、豫、青、徐、冀、雍六州之地；有学者从政治地理学角度指出:曹操之所以很快统一北方中国，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原因外，“便是因为黄淮与海河平原是一个地域整体，无法予以分割。群雄争战的结果，只能是强者胜，不可能有较长时间处于分裂而不统一”，确实是颇有见地的。曹操集团在赤壁之战中却遭到空前的惨败，主要原因则在于战争发生地处于古云梦泽湖沼地带，又是长江中游血吸虫病流行区，这对以北方士兵为主体又长于骑兵平原作战的的曹军来说，是天然不利的地理条件，结果战争一开始，曹兵不习水战的弱点就暴露无遗，如周瑜据说“曹舍鞍马，仗舟揖，劼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败无疑，加之又很快感染瘟疫，损员惨重，曹操只好狼狈逃回北方，统一江南的曹字号战车也被迫叫停。孙吴南渡后定鼎建康(今南京)，军事战略一是凭借长江天险，北御曹魏；重兵驻扎三峡东口以据蜀汉；二是孙吴拥有荆、扬二州几乎江南中国的大部分为广裹后方，但长江仍是孙吴最重要的国防线。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关系吴之存亡，两次重大战役孙吴皆以南方士兵习于水战，利用江面宽阔、汹涌澎湃的长江天险克敌致胜，化险为夷，确立了孙吴政权在江南站稳脚跟。从社会环境来说，东汉末年当北方地区陷人战乱、经济残破之时，西南巴蜀、东南江左相对平静，“人口与经济地位在全国范围内与北方相比有所上升，这种情况增强了与北方对峙的势力”，这也是促成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重要人文地理因素。

    三、地理环境对三国历史的影响

    地貌、地形因素的影响。地理环境对军事战争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历代军事家无不重视对地形的了解，《孙子兵法》中有《地形篇》专讲战争中地形在战役中的重要性，以及兵家如何在战前充分研究掌握地形制定战略。三国时期地形因素对战争制约最典型者要数魏蜀间对峙的秦岭。秦岭山脉高大险峻，横亘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之间，早在《山海经》中就称其为“天下之大阻”。战国时期的秦与蜀、巴、庸、楚的对峙，楚汉时刘邦与项羽的攻防进退，都曾利用了秦岭天险。三国时期，秦岭及其秦岭山间艰险的交通条件在三国魏、蜀战争中的军事地理作用尤其明显。秦岭对蜀、魏双方的军事作用恰好相反，一方面对曹操的统一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制约延缓作用，另一方面刘备、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