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搭船回国。途经毛里求斯时，因为船停泊较久，我上岸观光，了解了一下当地的情况。作为这个殖民地的总督查理斯·布鲁斯爵士的客人，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我回到印度以后，花了一些时间到各地看看。当时是1901年，国民大会党正在加尔各答开会，由丁绍·华恰先生（后来受封为爵士）主持。我当然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民大会党的集会。

    我离开孟买时和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乘着同一列火车，因为我打算把南非的情况告诉他。我知道他的高贵生活方式。他包了一个特等厢房，我奉命到他的包厢里坐一站和他谈话。所以我就在指定的车站到他的包厢里去，向他报告。在座的有华恰先生和金曼拉尔·谢达华先生（现在是爵士）。他们正在商谈政治问题。费罗泽夏爵士一看见我便说：“甘地，看起来似乎帮不了你多少忙。当然，我们愿意通过你提出的议案。但是我们在国内又有什么权利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政权，你们在殖民地的不会受到什么好的待遇。”

    我有点惊异。谢达华先生似乎很同意这种看法；华恰先生以怜恤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我试图说服费罗泽夏爵士，但是象我这样的人要说服这一位孟买的无冕之王，是不可能的。我获准提出我的议案，这件事实已使我心满意足了。

    “当然，你会把决议书给我看的，”华恰先生说道，这算是对我的鼓励。我谢谢他，到下一站我便和他们告辞了。

    不久我们到了加尔各答。大会主席受到了招待委员会的热烈欢迎，并被接到他的住处。

    我问一个义务工作人员我应该上哪儿去。他送我到李朋学院，有很多代表都住在那里。我的运气还不错。罗卡曼尼亚和我住在同一座楼，我记得他比我们晚到一天。

    自然，罗卡曼尼亚还是和以往一样，少不了要“设朝”接受人们的拜见。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就会把他端坐床上的样子画下来——整个景象在我的记忆里是这么生动。那时有无数的人来看他，今天我只记得其中的一个，即已故巴布·莫迪拉尔·戈斯，《甘露市场报》的主编。他们纵声大笑并高谈阔论统治人物的错误行为，这是令人不能忘怀的。

    然而我想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驻地的情况。义务工作人员互相推诿工作。你请某人做一点什么事，他便转给别人，而他又推给第三者，就这样推来推去。至于代表们，则是到处都找不到。

    我和几个义务工作人员交上了朋友。我告诉他们一些南非的情况，他们多少感到有些惭愧。我试图使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的秘密。他们似乎是理解了，不过服务并不象雨后春笋那么容易成长。它首先决定于意志，然后是依靠经验。就那些善良而心地单纯的青年来说，他们并不缺少意志，但是他们的经验可以说是等于零。国民大会党每年开三天会，会后便去睡大觉了。一年才有三天的表现，人们能受到什么训练呢？而代表们同义务工作人员也差不多；比起义务工作人员来，代表们并没有受过更好的和更长期的训练。他们自己什么事也不干，却经常指手划脚地说：“义务工作者，做这，”“义务工作者，做那。”

    就象这样的地方，我还面临着不少不可接触的陈规。泰米尔人的厨房和其他人的厨房隔得很远。对于泰米尔代表来说，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如果看见了别人，也算是一种玷污。所以就得在学院的空地上特别给他们弄一个厨房，用柳条板墙围起来。厨房里烟气弥漫，令人窒息。厨房、餐室、洗衣间合而为一——紧密得毫无通气的地方。在我看来，这就象是一种拙笨的表现。我对自己说，如果在国民大会党的代表之间也有这种不可接触的陈规，人们不难想象在他们所代表的选民之中存在的隔阂究竟有多大了。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