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异是一种可疑的推测，因为它所根据的材料不充足。

    不管怎样，逃亡的准备使我忘了身上的伤痛。我照那位警官的意见，穿上了一套警察制服，头上戴着马德拉斯人的头巾，缠成一顶盔帽的样子。有两个侦探跟着我，其中有一个打扮成印度商人，脸上抹的象个印度人的模样。另一个人化装成什么样子，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们从一条小巷走到邻近的一家铺子里，越过库房堆积的麻袋，从那家铺子的大门逃出来，穿过群众走到街头为我们准备的一辆马车。我们坐上那辆车子，赶到先前亚历山大先生劝我暂时躲避的那个警察所里，我向他和那两位侦探致谢。

    当我正在这样逃脱的时候，亚历山大先生却唱起这么一个调子来取笑群众：吊起老甘地在那棵酸苹果树上。

    他一得到通知说我已安全到达警察所，便把这消息向群众宣布：“好啦，你们的猎物已经从邻近的一家铺子逃走了。现在你们还是走吧。”有的人听了很生气，有的却笑起来，有的根本就不相信确有其事。

    “那么好吧，”警官说道：“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可以派一两个代表跟着我进去看看，如果他们找到了甘地，我愿意交给你们处理；要是我不到，你们就得走。我相信你们不会毁坏罗斯敦济先生的房子，或者伤害甘地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吧。”

    这群人果然派了代表搜查房子，不久他们便带着失望的消息出来，大家终于散开了，大部分人赞扬这位警官应付这场事故的技巧，也有少数人焦躁不快。

    已故张伯伦先生，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打电报要纳塔耳政府依法严惩闹事的人。艾斯坎比先生把我找去，对于我受人殴打负伤事表示歉意，并说道：“相信我，我对你个人所受的那怕是丝毫的损伤，都不会感到高兴。你有权利接受劳顿先生的劝告而面临恶劣的处境，但是如果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相信这个不幸的事件不致于发生。现在只要你认得出殴打你的人，我一定加以逮捕法办。张伯伦先生也希望我这样处理。”

    对于这些话，我的答复如下：“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认出一两个人来，不过把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人，他们听了别人的话，以为我在印度散布了一些言过其实的言论，毁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们因为听信了这些报道而忿怒，那就不足为奇了。

    应该责怪的，倒是那些领导人，而且如果你准许我这样说的话，还有你自己。你本来可以恰当地指导人民，但是你也听信了路透社，以为我确实夸张其词了。我不愿意控告任何人，我相信一旦真象大白，他们就会懊悔自己的冒失。”

    “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说的话写成书面的东西？”艾斯坎比先生说道：“因为我得把你的意见打电报报告张伯伦先生。我不打算叫你匆匆忙忙作什么声明。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劳顿先生以及别的朋友商量商量，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不过，我可以承认，如果你放弃了对闹事人的起诉的权利，你就会大大地帮助我恢复平静，而且还提高了你自己的声誉。”

    “谢谢你，”我说道：“我不用和谁商量。我来见你以前，就已经作了决定。我确信，我不应当控告打我的人，现在我也打算把这个决定写成书面的东西。”

    说完这话，我便把他所需要的声明写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