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群朋友和信徒围住，其中有德·叶·瓦恰先生和卡玛先生，有人给我作了介绍。我早就听说瓦恰先生，他被认为费罗泽夏爵士的左右手，维尔昌·甘地先生告诉过我，他是一个大统计学家。

    瓦恰先生说：“甘地，我们再找个机会谈谈吧。”这些介绍最多花了两分钟时间，费罗泽夏爵士仔细地听我讲话。我告诉他，我已见过兰纳德和铁布吉法官。“甘地”，他说道：“我看我得帮助你。我应当在这里召开一个群众大会。”他说完这话，便转向他的秘书孟希先生，叫他定一个集会的日子。日子确定以后，他便向我告别，叫我在开会的头一天再去见他。这次晤谈消除了我的恐惧，我兴高采烈地回了家。

    我这次到孟买，还去探望了我的姊夫，他正卧病床榻。他是一个没有钱财的人，而我的姊姊（他的妻子）也不善于照料他。他的病很重，我建议带他到拉奇科特去。他同意了，所以我就同我的姊姊和姊夫一齐回家。他的病比我所预料的时间拖得长。我把他安置在我的房里，日以继夜地陪伴着他。我有夜里不得不用一部分时间看护他，同时还得写那本南非的小册子，可是后来，病人终于死了，但我能有机会在他临终的那些日子看护他，感到很大的安慰。

    我喜爱护理别人的倾向逐渐发展成为这么大的一种热情，以致我常常抛开自己的工作不顾，有时我一个人料理不过来，不但把我的妻子，而且把全家的人都拉进去。

    除非人们从中得到乐趣，否则这件服务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只是为了看样子，或者由于害怕公众舆论，那就会妨碍人的成长而且损害他的精神。为人服务如果缺少愉快的心情，于己于人都没有什么好处。然而当人们以愉快的心情为他人服务的时候，别的一切欢乐和财富全都为之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