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虽然都是大商贾，也经受不了这么庞大的支出。这件案子占有了他们过多的注意力，使得他们连做别的事情的时间都没有了。同时相互间的恶感也在稳步上升。我对于这种职业感到厌恶。双方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当然是各自找寻法律根据来支持他们的当事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胜诉的一方永远收不回来因此而破费的一切代价。根据诉讼费法规的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固定的费用范围，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实际费用则高得多。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感觉我的责任是使双方重归于好。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他们和解。最后，铁布赛总算同意了。仲裁人是委定了。双方在他面前申述案子，结果达达·阿布杜拉获胜。

    然而这并没有使我满足。如果我的当事人要求对方立刻赔偿，铁布赛一定不可能全数付清。旅居南非的波尔班达弥曼人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就是宁肯死亡而不愿破产。要铁布赛全部付清37，000英镑和讼费是不可能的。他决不愿意少付一个铜板，而他又不愿意宣布破产。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同意他分期偿付为数不大的款项。这一点他倒是慷慨地答应了，时间也拖得很长。取得分期付款的让步，对我来说，比促使他们同意仲裁还要困难。可是双方对于这个结局都很满意，双方也因此获得舆论的推崇。我的快乐是不可言喻的。我已经学会了法律的真实的实践，学会了掌握人性之善良的方面而深入人们的心灵。

    我懂得了律师的真正职责是使有嫌隙的双方言归于好。这个教训是这样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以至在我执行律师业务的二十年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促使成千的案件私下妥协。我这样做毫无损失——甚至我的收入也没有受到影响，更不必说我的灵魂有什么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