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失望地离开了孟买，回到拉奇科特去建立我自己的事务所。这里我的收入倒还差强人意。给人写写呈文状子，平均每月有300卢比的收入。这一点工作与其说是我自己的本领，不如说是得力于朋友的帮忙，因为我哥哥的伙伴已经有了一个颇有基础的业务。所有真正重要的、或者他认为重要的呈文，全都送到大律师那里去。送到我这里来写的，都是他的贫苦的当事人的呈文。

    这里我必须承认，我已和在孟买认真坚持不给回扣的原则妥协了。据说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在孟买回扣是扣给中间人的，这里却是付给分办案子的辩护士；而且这里和孟买的情形一样，所有的律师全都无例外地拿一定价率的收入付回扣。我哥哥的理论，我无法辩驳。他说：“你要晓得，我是和另一个辩护士合伙的。我总是愿意把我们所受理的、你又能够对付的案件都分给你去办，如果你不拿回扣给我的伙伴，你一定会使我为难。你和我有一个联合事务所，你的收入就是我们共同的收入，我自然也有一份。但是我的伙伴呢？如果他把同一个案件交给别的律师去办，他一定也从那个律师那里得到一笔回扣。”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以为自己如果要做律师，就不应当这样固执关于回扣的原则。我是这样同我自己理论，或者说穿了，就是这样来欺骗自己的。不过，我应当补充一句：我不记得我在别的任何方面，给人拿过回扣。

    虽然我这样已可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遭受了生平第一次打击。我从前就听说过英国官员是什么样的人，却一直还没有面对面地遇见过。

    我哥哥在波尔班达的已故兰纳萨希布王公即位以前，曾经当过他的秘书和顾问。这时有人控告他，说他在职时出过错误的主意。这件事搞到一向对我哥哥怀有成见的政治监督官那里去。这个官员我在英国就认识了，他对我可以说是相当客气的。我哥哥认为我应当利用这一点交情去为他说几句好话，看看能不能帮他消除那位政治监督官的成见。我对他这种想法很不以为然，因为我不愿意利用留英时很浅薄的一点儿交情去为人说项。如果我哥哥确实有错误，我去说情又有什么好处？如果他没有犯什么过失，就应当照规矩上一个呈文，听候这件事的结果。我哥哥不赞成我的意见。他说：“你还不了解卡提亚华，你更不了解这个世界。这里什么都靠人情。你是我的弟弟，你去向你认识的这位官员为我说情，这是你的责任，你不应当逃避这个责任。”

    我没有办法推诿，非常勉强地去见了这位官员。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去找他，并且充分意识到我这样做有损于我的自尊心。但是我还是去求见了，和他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我提起了往日的交情，但立刻就发现卡提亚华和英国不同；同一个官员，在职的和休假的简直判若两人。这位政治监督官承认我们是相识的，但是提到这点交情，似乎使他更加强硬起来。“我想你决不是到这里来滥用这个交情吧？”这似乎是他那强硬的意思，而且象是表现于他的眉宇之间。虽然如此，我还是说明了来意。这位老爷便不耐烦了。“你哥哥是一个阴谋家，我不愿意从你这里听到什么。我没有时间，如果你的哥哥有什么意见，让他遵循正当的途径提出来。”这种答复已经足够了，或许还是我所应得的。然而自私是盲目的，我继续述说我的故事。

    这位老爷站起来说：“你现在该走了。”

    “但是请您听我说完，”我这样说道。这使他更加生气。他把听差叫来，令他送我出去。听差果然进来了，我却还在迟疑；他把双手放在我的双肩上，把我推出房门。那位老爷和听差的都走了，我也焦急地离开了。我立刻就这件事写了一张条子送去，大意是说：“你侮辱了我。你通过你的听差侵犯了我。如果你不赔罪，我就要告你。”他的答复马上由他的随从送来了：“你对我不敬。我叫你走，你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