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对革命工作的责任感，之后，我们立即聚集在一起讨论了市委的指示，按照原来的分工，对刻、印工作的每道工序，分别提出措施和要求：负责刻写蜡纸的蒋一苇，逐步争取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落笔轻重适宜，漏墨均匀。钢板要经常刷洗，刻好的蜡纸要小心收卷，勿使产生拆叠痕迹；负责油印的陈然，从蜡纸上墨到印完，都要细心从事，防止擦破、挂破。如发现蜡纸出现裂缝，要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尽可能增加印数；负责采购材料的刘镕铸，要尽可能选购优质材料，如蜡纸以戴高乐牌为佳。纸张质量要细、薄而富有韧性，纸面无光泽，吸置。油墨要细腻易干。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报纸的印刷质量显著提高，每张蜡纸的印数增至500份左右，受到市委表扬。”

    不久，彭咏梧又向刘容铸他们传达了市委的两项新决定：第一，建立《挺进报》特别支部，由刘镕铸担任书记；第二，可以发展党员。刘镕铸接受新指令后，立即着手在《挺进报》内部建立党的组织。其实，陈然和蒋一苇早已是党员了，但由于特殊的经历，他俩的党员身份都已中断了。陈然是1939年春就入的党，那时他才16岁。后来因为一度离开了重庆而脱离了组织关系。现在他要恢复党籍，必须接受组织的重新调查考察。或者重新提出申请。蒋一苇，则在当时属于组织之内准备入党的先进青年。正当陈然和蒋一苇准备接受党的进一步考验时，彭咏梧同志被调到下川东(万县、云阳一带)领导武装斗争，《挺进报》的工作改由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维嘉代为负责。李维嘉到任不久，便传达了市委的决定：批准陈然重新入党，并指定他担任特支组织委员。几个月后的1948年春，市委又批准蒋一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挺进报》特支的宣传委员。

    为了达到市委提出的印刷指标，陈然、蒋一苇刻苦钻研刻写、印刷技艺，使报纸的质量逐步提高，印数也逐期增加。陈然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预防蜡纸自然裂缝的措施和破裂后的贴补办法。他还经常练习刻写蜡纸，经过一段时期的刻苦琢磨，终于能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准备在必要时接替刻写工作。以后吕雪棠、古承铄二人也参加过《挺进报》的刻写工作。

    组织的建立，便得陈然等一批年轻人像一团团火焰般的热情投入到了办《挺进报》的工作中去。那时条件非常艰苦，又是地下工作，风险极大。根据分工，蒋一苇负责刻蜡纸，陈然负责油印，刘容铸负责材料供应和筹措，吴盛儒负责发行，吴随彭咏梧离开后，发行由刘容铸兼担起来。他们的上面有专人负责把抄录的新华社新闻稿传递，这一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是由彭咏梧的爱人江竹筠（也就是“江姐”的原型人物）负责。而在江竹筠上面还有一个地下党的“特支”，即专门通过电台收听新华社新闻消息的“电台特支”，程途为这个特支的书记，成善谋等人是专门收听电台新闻消息的支委。市委书记刘国定直接领导这个电台特支。出于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两个“特支”之间都是单线联系，相互不认识，或认识也不知道各自干什么的。

    在十分艰苦和白色恐怖条件下办这样一份革命报纸，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比如刻蜡纸、油印，固然艰苦，也有风险，但毕竟是一个人关着门干的活，暴露的机会要少一些。运送和发行就不同了，它要经过很多人的手，通过若干关卡码头，既要考虑发行人和传送人的安全，更要保护收报人的安全。就说陈然把报纸印刷完后，就得考虑如何把印好的报纸送运送出去。这个难度很大，风险更大。他得每期将在家里印刷好的上千份《挺进报》，先包装好后，再渡长江，有时还要绕渡嘉陵江，然后经朝天门、小什字、夫子池，最后才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过轮渡时，要上下趸船，趸船上有军、警、宪、特盘查过往行人。稍有不慎，便会险象还生。然而陈然却从未出过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