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体现在没有制约、没有合理、通畅的批评和纠错机制，所以顺则百顺（这里再补充一点：其实徽宗朝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好大喜功，前中期对外对内事功都不少，对角厮罗（河煌地区）和西夏的作战也是屡屡大胜，真接着打下去的话很可能会打通河西走廊——当然这是之前几代皇帝攒下的家底而并非徽宗朝君臣一手缔造的战果，所以顺则百顺）；但一旦有了真正的危机，顶层领导者的判断稍有差池，整个体系就会像雪崩一样瞬间崩溃，这是“来自上层的崩溃”。而不是源于基底的溃烂或纯因外部压力所致的土崩瓦解。不是钱不够，不是兵不够多不能战，也不是没有人才，甚至不是没有组织动员能力和凝聚力（这里再举一例：靖康年间北宋京师被围，勤王军中除了官军还有很多是自发应诏勤王的民兵，而且很多是从江西、湖南甚至福建赶到东京的。考虑下当时的技术条件交通条件，很不错了），是体制和体制顶端的领导集团出了问题。至于体制又是怎么出问题的，是因为具体的人。人本身的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目光短浅、私心自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和相互利用。

    宋朝的两大烧钱单位：官和兵。在宋代你只要进入官员这个系统，那么无论你是在职还是退休、是赋闲还是致仕，你都会有大把的银子拿。而且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宋朝官员的工资之高。

    我们举例一下包拯的工资：每月粮三十石，其中米和麦子各一半；柴禾二十捆(每捆十三斤)、干草四十捆；冬外发十五枰(每枰十五斤)木炭；月发“公使钱”一千五百贯、“添支钱”一百贯。

    包公还有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这个额外享用朝廷无偿划拨的职务耕地二十顷(二千亩)，允许收租，不缴国税。按每亩租米一石预算，这个进项达二千石。包公每年的年收入有铜钱二万零八百五十六贯、大米二千一百八十石、麦一百八十石、绫十匹、绢三十四匹、罗两匹、绵一百两、木炭十五枰、柴禾二百四十捆、干草四百八十捆。把这些东西全部依照当时的市价折算成铜钱的话，包公每年的收入大约在二万一千八百七十八贯。

    而一个普通宋朝人一年的收入只有50贯左右，对于武大郎这样卖炊饼能迎娶白美金大嫂来一次金屋藏娇，能在县城主要街道能够买一栋二层的别墅，这赚钱能力不容觑。

    宋朝为了社会安定，豢养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军队。据统计，在北宋仁宗时期，宋朝军队数量达15万，而司马光《资治通鉴》里提到唐玄宗开始穷兵黩武的宝年间，下镇兵数量是49万。这支军队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除了一部分常年在边境作战的边防军士兵外，大多数士兵的整体军事素质相当差。

    在宋仁宗年间，这15万士兵花掉了4800万缗钱，而这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

    这15万军队分别是40多万驻防在西北与西夏接壤的土地上，0多万人驻防在河北与辽国的边境线上，还有0多万是京城的中央禁军。西北军因驻扎民风彪悍陕西，又长期对夏战争，因而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

    北宋的军队可分为禁军、厢军和乡兵三部分，其中厢军和乡兵战斗力相对较弱。厢军和乡兵一般做一些最脏最累的后勤保障工作。

    北宋政府本身不产生任何收益。上述对于官和兵所有的开支，均来自于百姓的赋税。换而言之，在条件均等的情况下，宋朝官员的数量与工资提高了多少，宋朝士兵的数量与军饷增加了多少，那么老百姓所交的税也就相应的增加了多少。

    宋朝政府也不可能全指望百姓的赋税，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也不会太高。事实上，宋朝财政收入的另一大来源是遍布全国的国企。宋朝除了盐铁之外，米、油、醋、茶、酒、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都采取了国家专营的策略，这些东西很多都是质次价高，实际上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