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深深地点点头。他挥舞着手臂，滔滔地讲着他一再宣扬的反对焦土抗战的理论：“要明白，日军占领地区日益扩大，重要港口及交通路线丧失殆尽，财政日益困窘，四亿人民在战祸中挣扎，陷于生灵涂炭之苦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痛感个人责任之重大，因此，我决定走实现和平的道路，哪怕要做出重大之牺牲……”他的口角又飞出了白沫。呷了一口浓茶，“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就这个问题，我给蒋写过十封信以上，但是他瞻前顾后，想吃怕烫，摇摇摆摆，脚踩两只船……”

    陈璧君在一旁看见她丈夫发挥得淋漓尽至，怕他一说开去又去题千里，便以掌舵人的派头，打断了他的话，插言说：

    “我看，佛海，这就算大政方针定下来了，是不是其余就是讨论具体问题了？”

    “对，对！夫人说的对，”汪精卫立刻明白了陈璧君的暗中提示，“我看，这件事全权委托你来办最为妥当，你是中宣部长，可以光明正大地派遣情报人员。既然蒋也希望跟日本继续接触，这文章就更好作了，你派一个谈判小组，表面上是受蒋指派去香港，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对日和平谈判代表团，我想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是的，兆铭，你想得很周密、细致。”周佛海真是喜出望外，恭维着说，“那我就着手组织人选和草拟谈判协议草案了。”

    “好的。要紧的是，不要走露一点风声。因为如果引起‘军统’的注意，我们就要束手待毙了，更谈不到如何逃出重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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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夜里他们谈得很深很透。李大波坐在那里，手握笔杆，一边记录着汪兆铭的“指示要点”，一边心里一个劲地不寒而栗。他感到深藏在这座山城中的一股极右翼的黑色浊流，已揭掉了那层极薄的蒙面纱幕，露出了本相，彼此心照不宣，这群人就是在国难当头，人民受苦受罪、军队浴血奋战的时候，披着什么“匹夫有责”，“反对焦土抗战”的冠冕堂皇外衣，干着投敌叛国勾当的那群政客。他的身上一阵阵地起着鸡皮疙瘩。当他们初步谈完离开汪公馆返回周宅的时候，从远处土坡那边的农舍，传来了此起彼落一声接一声的报晓鸡啼。

    回到自家公馆的周佛海，由于喝了过量的浓咖啡和酽乌龙茶，还异常兴奋，毫无睡意。今晚是他又一次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刻。在他这大半生中，起码已有过两次重大转折，一次是他加入共产党，随后他写了悔过书，转入了国民党，走这一步才使他爬上了如今的高位；现在他看到国军节节败退，日失千里，他觉得国民党的气数就要完了，莫如早一点归顺日本，好占一个高枝儿，他就是在变幻纷纭的政治宦海里，如此翻云覆雨地熬过来的。现在他又在今日全新的政治格局中押宝了，他不能不如蝇逐臭似地追随在汪兆铭的麾下，做出这样改换门庭的重大选择。他为此而忐忑，也为此而兴奋。

    “我想让你们明后天就出发，道宁，这次我已给你们派了一个新领队，这就是梅思平先生，你们后天就随他一同动身吧。”周佛海说，“明天咱们就动手起草一个简单的协议。你看可以吧？”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