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地说：

    “传询。”

    段振立把朱延年带到审询室。

    审询室是一间小小的房间，里边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方桌，三条板凳，桌子上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询问人，聂性初，穿了一身灰布人民装，看上去有四十上下年纪，其实不过三十刚出头，可是革命严峻的斗争在他的额头和眼角留下了痕迹，深深的皱纹和饱经风霜的皮肤就显得苍老了。他是法院刑庭的审判员，坐在他左边的青年是笔录人，叫马继平。

    聂性初叫朱延年坐在他们正对面的板凳上，问道：

    “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你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

    朱延年坐在板凳上，看了聂性初和马继平一眼，见房间里没有别人，看守站在门外，他放心了。特别是从聂性初的举止上看出来是老区干部，对上海西药界的情况一定不熟悉，而聂性初身旁的录事年纪又轻，更不放在他眼里。等聂性初开口问他，他立即低下了头，显得十分驯服而又有些胆怯的神情，想了一下，慢吞吞地说：

    “我是一个守法的商人，没有做违法的事体。我在解放以前，就和解放区有往来，冒着生命的危险和解放区做生意，送药品和医疗器械，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差一点把我抓了去……”

    “我不是问你这个。你和解放区的往来，我很清楚。我问你解放以后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

    朱延年心头一愣：自己和解放区往来的事，他很清楚？难道他当时在解放区管这方面的事体吗？朱延年说：

    “是的，我马上就要谈到解放以后的事情……”

    “不要绕弯子，谈吧。”

    “解放以后，解放以后，”朱延年重复着这句话，皱起眉头，回忆地说，“解放以后，我规规矩矩做生意呀！”

    “你一点违法的事体也没有做？”

    聂性初两道锐利的眼光注视着朱延年。朱延年若无其事，沉着地说：

    “也不能这么讲。”

    “那么，”聂性初单刀直入，问，“你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呢？”

    “我记得，我没有做违法的事体，不过，福佑店里人多嘴杂，说不定做了一些违法的事体，当然，我要负责，可是我不清楚。”

    “你是说福佑药房别的人可能做了一些违法的事体，你自己没有做违法的事体，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唔，是的。”

    “我现在并不是问福佑药房的店员，问的是你自己。你自己一点违法的事体也没有做？”

    “这个，当然，也难讲，”朱延年吞吞吐吐地说，“我实在没有做违法的事体。……”

    聂性初打断他的话，插上去说：

    “自己做的自己清楚。你行贿哪些干部？用啥方式行贿？

    老老实实地讲。”

    “我讲话最老实不过了，我们生意人最讲究信用老实，骗人骗不到底的，更不能欺骗你。你明察秋毫，比我们知道的事体多，了解的清楚……”

    “你别给我讲这些，你说事实！”

    “是的，应该说事实。”朱延年一句一句地慢慢说，“对干部么，交际应酬确实有的，比方说请吃顿饭呀，看个戏的，这也是我们交易场中常有的事体，福佑想做生意，这些应酬也难免。”

    “只是吃饭看戏吗？”

    “往来多了，一回生二回熟，有了交情，送点礼物这些事也是有的。这是我们的旧习惯，一时还没有改变过来，有意行贿干部，那还说不上。”

    “你行贿哪些干部？”

    “要说这也算行贿，那可就多了，大小干部到我们店里来，少不了有些交际应酬，姓名一时也记不清了。如果这些交际应酬也算违法，那我们福佑确是做了不少违法的事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