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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颇为特异，与传统的正史记载不同。五帝纪，关于舜的记载，就跟史记等正史所载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为不同。引述如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

    夏纪所载则是系统前面介绍过的情况，与《史记》只是记载“太康失国”不同，还记录了羿的事情。让羿代太康，成为夏王朝统治者的这些旧事得以重见日。

    殷商最大的不同自然是在于伊尹的那一段了。

    周纪最与《史记》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记载。按照史记等正史所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是共伯和行子之政，即共国的伯，名和者，摄行君位。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法。

    另外，还有完整的穆子史事，以及记载了周幽王死后，两王并立的史事。乃至是穆子北征犬戎，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都是有记载的。由此可见，《穆子》的内容虽然有很多神话的内容在其中，但是刨除掉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以后，还是能得到一些史实内容的。

    《穆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成周出﹐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成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而在《竹书纪年》之中，穆子出征，造父随行驾车，会见西王母，这些内容都是切实存在的。

    另一方面来，从《竹书纪年》第一次出土的情况不难看出，两汉时期乃至是汉末三国时期是没有这个流传的。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

    若是晋朝时期有流传，那不可能晋武帝会这么兴师动众去折腾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原因也是导致司马迁《史记》之中的这些内容是参照《春秋》的法。

    系统最后的《战国策》同样意义也是比较深远的，但是相对来，追溯不到前几者那么久远的时代，《战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4年的历史。并没有涉及到三皇五帝，尧舜禹乃至是****的内容。

    当然，他在某些方面的重要性是其他几书不能比拟的。

    《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曾被斥之为“邪”、“畔经离道之书”。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是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写唐雎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是历史，还不如是故事。

    《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