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重要的发展。

    勒庞有先见之明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他认识到群体的日益重要性，这是一群缺乏组织的人，他们关注着同样的社会热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同处一地、有组织的群体一样的心理行为。勒庞当然不能预见到广播电视这类影响巨大的新大众媒体(他毕竟不是真正的先知)，不过他确实注意到了编报纸的人对群众意见的影响，他们先是迎合群众的感情，然后把这些感情引入特定的行为渠道。

    用恰当的行话说，所有这些“见识”都表明，一种观点，如果它指出了人类社会行为中一再出现的某些方面，那么即使它十分粗糙，也能够把握未来事件的某些方面。这并非因为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勒庞是个先知。先知是指那些自称能够预测具体事件的人，即使做不到万无一失，也能预见到许多细节。如果他是个出色的先知，他能够说这些事件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他能够对其细节做准确的描述。相反，研究社会、分析其运行要素的人，社会学的研究者，不适合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他不是先知，虽然他经常被人错误地当做先知，或让人得出一种判断，以为他自称先知。他的任务仅仅是——这已相当困难——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找出某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会出现某些社会行为和社会变化。当他遇到身边的一个具体问题时，他只会谨慎地偶尔预测一下未来事件中有限的某些特定方面。社会科学家只偶尔做出预测，不仅是因为他比社会先知更没有把握(后者的一大优势是，他有着接触未来历史的私人渠道，这种知识很少有人具备，或根本就没有人具备)。不但已成为常规的谨慎态度和不确定性，使社会科学家只偶尔做出预测，例如关于人口大量增加所造成的后果的预测，而且因为，当他有时打算说明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合理地期待发生什么时，他往往并不能说明这些预测性结果不可缺少的条件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或能否出现。

    社会科学家所做的预测，同与他貌合神离的先知相比，在另一个方面也有所不同。他希望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假如社会科学家有理由认为应当发生的预期后果没有出现，如果研究表明，假定的条件事实上已经出现但没有发生预期的结果，他会坐下来重新评价自己的证据，彻底反省自己的思想，就像有人对他发出指示一样。先知对自己落空的预言会更加关爱，他不会丢弃这种预言，也不会重新整理自己关于事物如何发展的认识。相反，他习惯于轻描淡写地对待预测的结果与实际结果的不一致，使预言避开对立的证据，得以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下去。

    成功的先知能够很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正如古人所言，他用妇熟的辩解“保住面子”，使他的信徒往往从看来已经落空的每一次预言中，只能很快看到自己的先知更为深刻的力量。

    对社会先知和社会科学家的这些简单比较，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离题。我的意思是，当今天重读勒庞的《乌合之众》时，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会禁不住把他在1895年所说的话视为对后来发生的事情的预言。这不仅仅是个错误，而且显然也对勒庞有害。这等于派给了勒庞一个先知的角色，一个他偶尔有所向往，但因为不适合自己而放弃了的角色。根据他的表现，也根据上个世纪末的流行时尚，他是想成为～名社会科学家。当然，与较年轻的法国同代人——例如迪尔凯姆，他开启了社会学思想和社会研究的新纪元——不同，勒庞从来没有学会如何按部就班地收集和分析社会学数据，以及用数据来否定自己的观点——如果它们是错误的话——的方法。社会学研究这个阶段的到来仍然有待时日(当然，即使现在也只是处在初级阶段)。勒庞有社会学家的目标，但他并没有学会知识苦行僧一样的工作方式，而这是使他的研究在方法与推理上都具有说服力所必需的。他有社会学家的意图，却只有政论家的成果。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