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建立起来。满大街的人谁也不认识谁，想随地吐痰就吐，想干坏事就干，连丢脸都不用怕，只要能躲过警察就不必承担责任，就可以不遭报应。随着私德领域的缩小和公德领域的扩张，我们的优势没了，劣势却露馅了。中国社会陷人了历史性的危机。

    这个危险期，至少自明朝起就露出了端倪：因果报应的说法深入人心，关帝庙遍地开花，关云长所代表的无血缘关系的兄弟义气成为我们民族的理想。这些东西都是药，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不断吃镇静药，自然可以推断他的神经或精神出了毛病。

    这种危机似乎还在加重。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政府，本来还有无道的权威支持，可以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统治集团也容易无争议地团结在真命天子周围。现在孔家店被砸了，天道和天命没人信了，本来就很弱的公德领域又少了不受置疑的维护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现在和过去一样处于大病未愈的时期。如果说有区别的话，无非是试验了几种药，效果都不那么理想。天道的变种和替代品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试验中先后丧失了权威，人们重建观念世界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各种药物的疗效和副作用总叫人不满意。譬如毛泽东思想的猛药，治疗贪官污吏的一时效果不错，但我们在毛泽东时代买东西的时候却整天招人白眼，被那些售货员训来训去。工人农民干活也大规模地偷懒——这都是大家在社会分工中安身立命的领域，表现出来的竟是这副德行。

    现在，经济发展了，售货员（国营商业还不敢保证）却不敢训斥我们了。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成就。工人（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例外）农民和售货员并没有接受更高强度的道德教育，干起活来却认真多了，尽管这认真精神也难免体现在制造和贩卖假货上。我想，这种进步所以能够取得，关键在于现实的报应机制。没有人愿意掏钱买售货员和服务员的训斥，于是老板就要招募懂礼貌的人，就要培训员工笑迎他们的衣食父母。不能约束自己就可能被市场竞争淘汰出局——除非这老板得到了国家特许的垄断地位，当了某个领域的老虎和霸王。

    这里说的是经济领域。我想，市场竞争在总体的方向上应该有利于实现孔老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因为人们更愿意为包含了这种品德的产品和服务掏钱。

    政治或者叫公共领域显然不那么乐观。如果像经济领域一样建立某种竞争机制，好服务得到选票，于是升官；坏服务丢掉选票，于是丢官甚至丢掉饭碗，我们在前边为不守公德辩护的理由就要站不住脚了。

    当然社会生活不仅仅包含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我的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美国人很怕坏了自己的信誉。他们轻易不敢赖账，轻易不敢违反交通规则。我这位朋友在一个月之内曾经两次驾车超速，被警察叫了下来，登记了他的社会安全号码。不久，他的违规记录就遭到了报应。他接到了来自保险公司的通知，他的汽车保险费用从200元增加到400元。美国人的社会安全号码就好像中国的身份证号码，是惟一的，也是公民得到福利待遇的凭据。但是他如果赖账，如果在公共信用方面有了不良记录，任何跟他做生意的人都会查出这个记录。被他的不良行为害了的银行保险和交通管理之类的部门，自然也愿意登记这个记录。结果，假如你要在一个文明宁静的地方租一间房子，房主一定会要你的社会安全号码，要是你的品德和信用记录不好，就别想以正常价格租到这间房。我的这位朋友认为，这种精密的报应机制，就是美国社会公德水平比较高的根基。这套机制奖励公德，惩罚缺德者。

    本来，我对发达国家的报应机制的叙述到此就结束了。写完后，我将这篇文章传给一位在英国的朋友看，她说我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公正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