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被村民推选为行政村的村长。明末征收税费的途径和现在差不多，也是通过村干部进行的。钱粮交不齐，拿村干部是问。毛奇龄说：“值催科急，县官笞臂，枷于市。”明朝有一套固定的催粮派款的办法，这里记载的“笞”——打板子，“枷”——戴上木枷在大街上示众，都是“催科”的常规程序。按照这种程序，逾期未完税的，每隔五天十天便要打一顿或者枷上示众一回，直到你完成政府分派的交纳任务为止。如果李自成在村子里收不齐钱粮，自己又赔不起，只好逃到一个政府逮不着的地方去。李自成正是如此。

    与政府催粮派款的联系稍微间接一点的说法，是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二的记载：“李自成，陕西米脂县双泉堡人。……因负本邑艾同知应甲之债，逼勒为寇。”

    按照这种说法，李自成也是被政府的赋税逼反的，不过中间经了当地一个叫艾同知的乡绅之手。所谓乡绅，大体是指那些退休或养病在家，有干部身份或者叫干部任职资格的地主。所谓“应甲之债”，是在支应政府派到村里的差役时欠下的债务。大概李自成为了支应官府，找艾同知借了债，恰好赶上灾年，一时还不起，被有权势的财主往死路上逼，于是反了。

    从名义上说，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之后，所有的乱收费乱摊派都并入了一个总数，不应该再有什么额外的支应了。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官总有办法征收额外的钱粮，更何况中央政府也没有起到好的带头作用。在偏僻一些的地方，地方政府竟敢公然签派各种额外的追索，连借口都懒得找。

    关于那个谷底的故事的第三种版本，是说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那辈人，已经在为政府驿站养马的差役中赔累破产，李自成自幼贫穷，吃不饱穿不暖，出家当了小和尚，俗名黄来僧。稍大又给一户姓姬的人家放羊，20岁便到驿站当了驿卒（近似邮递员）。崇祯二年，因为财政困难，中央政府背不起驿站这个邮局兼招待所的巨额亏损，便下决心大规模裁减驿站。次年，24岁的李自成下岗失业。

    郑廉在《豫变纪略》卷一中记载了李自成失业后的遭遇。他说，李自成在当驿卒的时候人缘很好，那年饥荒，姓艾的乡绅放贷，李自成还不起欠款，被艾家的奴仆戴上木枷，在大街上暴晒。他的驿卒哥们儿想把他移到荫凉地方，给他点水喝，艾家的人不许。李自成也不肯屈服求情。他的哥们儿按捺不住愤慨，干脆毁了木枷，拥着李自成出走城外。饥民们跟着入伙，于是就成了一支队伍。《豫变纪略》的作者郑廉被李自成的军队俘虏，在农民军中多年，这套说法可以看做造反队伍中的流行版本。

    我啰啰嗦嗦地罗列了三种版本，是因为这三种版本涉及到的所有因素都对崇祯死弯的形状和谷底的位置有重要影响。譬如天灾的影响，地主的影响，政府的赋税和额外摊派的影响，严厉的追逼手段的影响，失业下岗的影响等等。

    地主的影响就不必细说了，我们听过许多地主压榨农民的故事。中国历代的田租确实高得过分，常规是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如果佃户拖欠，政府也会动用专政工具帮助地主，因为田中含着皇粮。我们已经看到李自成被枷在大街上暴晒，而“枷”是政府专用的刑具，枷的出现是官府介入的标志。在勾结官府失去约束的状态中，土豪劣绅是将全社会压向崇祯死弯谷底的一股重要力量。

    天灾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明末的大乱从陕西开始，这一点很有自然地理方面的道理。据说中国气候在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想必降雨区域普遍南移。从气象记载来看，就表现为陕西一带连续多年的大旱，动辄七八个月不下雨。在陕西那个靠天吃饭的地方，这意味着大面积的饥荒。明朝曾有人观察到一个现象：江南的米价从每石四五钱银子涨到每石一两五到二两银子的时候，路上就可以看到饿殍了。而在